第11版:郑风 上一版3  4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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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语无伦次,目光游移,躲躲闪闪又含含糊糊,但全部同意了田中的条件。

日本人也知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兵法的最高境界。田中以为自己达到了这个最高境界。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在北京回东北的火车上边喝啤酒,边满面春风傲然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

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田中身后的那只黄雀,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

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发现了河本大作的口述笔记,写在粗糙的“陆军省格纸”上,颇似当年事情闹大后的《交代材料》。河本说:“1926年3月,我上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来到满洲时,满洲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当时的总领事吉田茂,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如果话谈到对方不利的事,张作霖便推说牙齿痛而溜掉,因此未解决的问题填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氛,实比华北的军阀更浓厚。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赶紧有所作为。”“1927年武藤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该年8月,出席东方会议的武藤司令官主张说,满洲问题非以武力不能解决,武力解决成为国家的方针。在此以前,即1925年12月,发生郭松龄事件时,张作霖因为失去讨伐的自信,而甚至于想亡命到日本。但克服危机以后,张作霖不仅不来道谢,而且也不解决土地问题,更称大元帅,欲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本部。”

张作霖想统一中国,日本人想的却是分裂中国。就这一点看,河本大作参谋对张作霖内心深处的认识,并不比田中义一首相来得浅。

河本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员的身份,参加了田中的“东方会议”。田中完全没有想到,他在规划占据满洲的计划,河本也在规划。而且,这个在会议上根本没有发言权的无名小辈河本,竟然一下子就弄翻了他的精心设计的那条船。

河本曾任驻北京的武官助理,回国后出入大川周明在皇宫气象台组织的大学寮,是永田铁山一夕会的重要成员。对一夕会成员来说,与其说不满田中义一的大陆政策,不如说不满田中本人。他们改革陆军人事的首要目标便是打倒长州藩统治。而山县有朋死后,长州藩的首领,恰是田中义一本人。

在这伙少壮军官的支持下,河本大作独立策划了皇姑屯阴谋:以炸死张作霖为契机,使东北陷入全面混乱,关东军借收拾局面之机一举夺占全东北。

这就是河本在《交代材料》里说的:“中国军队是头目与喽啰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其喽啰便会四散。结论是,我们唯有采取礼葬张作霖的手段。我们同时得出结论:要实行这个计划,唯有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要点才安全。但满铁线在京奉线上面,因此要在不破坏满铁线的范围内行事,实在很不容易。于是我们装设了3个脱线器,万一失败时,要令其脱线,以便用拔刀队来解决。”

田中要玩傀儡游戏,少壮军官们便要把田中手中的傀儡砸碎,让他的把戏玩不成。

1928年6月4日,沈阳城外皇姑屯方向一声巨响,黑烟飞扬到两公里上空,张作霖乘坐的蔚蓝色钢铁列车被炸成两截。田中听到这个消息后,流着眼泪写信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一切都完了。”

他不是单哭张作霖。自皇姑屯那辆列车出轨之后,日本政治便脱离了田中的控制。想处理这些打乱自己全盘计划、无法无天的少壮军官,军部坚决反对,自己的政党政友会也不支持、不处理,天皇裕仁又甩过话来,说首相说话前后矛盾,不愿意再同他见面了。河本大作的一包炸药要了田中义一的老朋友的命,也使田中本人成了日本政治风箱里两头受气的老鼠。

田中义一后来大骂河本大作:“真是混蛋!简直不懂为父母者之心!”

从历史角度看,田中义一等老派人物对“夺占”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运用,远比河本等少壮军官老辣深沉。但日本军部这台战车已经由一批更加年轻、更加野蛮的军官操纵。田中精心规划的不战屈兵之谋略,随着皇姑屯那股冲天的黑烟化成齑粉。

河本大作也大骂:“田中义一出卖了军部!”

日本也有冤假错案。田中当年参加甲午战争,占领朝鲜侵略中国时,河本还在穿开裆裤。田中的“意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意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更是日本军部后来实行的战争步骤。此人可以被称为日军中的施里芬。

说这样的人“出卖军部”,确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田中义一至死不知,不愿与他见面的裕仁天皇早已定下了用“三羽乌”替换长州藩的决心。

一生从事侵略扩张的田中突然之间变成一件过时的工具,孤家寡人,只有下台。

皇姑屯事件不单单炸翻了一个张作霖或垮掉了一个田中义一内阁。以一个幕僚军官策划一起国际阴谋事件并导致内阁下台为契机,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在黑烟之中腾空而起。

此后,日本政治中一再出现的“下克上”现象自河本大作始。日本军部左右日本政治,则自皇姑屯爆炸案始。这一事件成为日本政治演化的里程碑。

下一个事件的发生已经是必然的了,只不过时间或迟或早。

三年后,它来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乱子闹得不小,日本国内方方面面并没有准备好。国际社会也舆论沸腾。但板垣一干到底。他对身边人说:“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为转移各国对中国东北的注意力,他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拍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田中隆吉不会白干,板垣特意给他送去了两万日元活动经费。当时日本陆军因“九一八”事变大出风头,总想南下的海军也不甘寂寞,想在南面弄出点儿什么事情来。

田中隆吉设计了几个日本和尚在上海被打的事件,1932年初,挑起“一·二八”事变。

一部与中国现代史交叉的日本现代史,应当仔细阅看。否则就很难明白,为什么主持皇姑屯事件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而不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左右“九一八”事变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而不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什么昭和军阀少壮派军官的皮靴能够踏过田中义一完成第一次膨胀,踏过滨口雄幸完成第二次膨胀,踏过犬养毅完成第三次膨胀。

前奏越是隆重,后果越不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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