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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只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的顺序排名第三。1月18日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时，才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至此毛泽东刚回到军队领导岗位。最高军事首长仍然是朱周，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不论是对党还是对军队，毛泽东都还不能一夜之间成为它们的第一号领导人。

还会有曲折，有考验，但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只要不是别人安排，毛泽东的方向就不可逆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35年在遵义他虽然沉默，但历史在说：中国共产党站起来了!

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人：博古。

他是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在一般人眼中他是遵义会议的主要打击对象。

博古此人好就好在只要认识到了，就不避讳自己的错误。他都是“阳谋”，不搞阴谋。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凯丰在背后劝他不要交权，他不听，把几副装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痛快地交给了张闻天。

博古比毛泽东小14岁，除了在莫斯科多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对中国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以及工农武装割据特点的认识，与毛泽东比，皆相去甚远。

小14岁、经验相去甚远，博古也毕竟做过一个党的领袖。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产生的，他也毕竟代表了一个党。博古的不成熟，印证的只能是一个党的不成熟。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唯有毛泽东是真正成熟的领袖。而唯有长征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才能使从1921年建党之日就开始的对领袖的漫长选择得到终结。

选择毛泽东作为领袖，本身不是同样在印证中国共产党已日益成熟了吗？

薛岳苦了王家烈

举世公认，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壮举。

帮助蒋介石完成从东南到西南、从西南到西北，迢迢万里追击、截击、堵击的，就是在红军中从总司令到伙夫无人不知的薛岳。长征伊始，薛岳就成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代表，紧紧跟压在红军队伍侧面或紧跟在后面。

薛岳此人在蒋军中颇有些狂气，绰号“老虎仔”。第五次“围剿”中，陈诚在薛岳就任北路军第六路军总指挥的军官大会上说“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话虽然说得太大，徒增薛岳之轻狂，但也可见此人确非等闲之辈。

红军以瑞金、宁都为起点开始长征。薛岳率吴奇伟第四军(韩汉英五十九师、欧震九十师)、周浑元第三十六军(万耀煌十三师、萧致平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及直属的梁华盛九十二师、唐云山九十三师、郭思演九十九师，共计8个师，以兴国为起点开始长追。

红军干部战士一面行军一面骂后面那个总也甩不掉的薛岳，哪一个能想到就是这个穷凶极恶的薛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夜，曾亲自跑到中共中央驻地向共产党人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

那真是一个大革命、大动荡、大分化、大瓦解的时代。

从孙先生、孙夫人的忠实护卫，到上海总工会的朋友、建议先下手捉蒋的左倾师长，到打击南昌起义部队、镇压广州起义，薛岳只用了5年时间。5年之内，薛岳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那的确是一个沧海桑田、大浪淘沙的时代。红军长征开始后第一个主动请战、向蒋报名要求率部追击红军的薛岳，仿佛与共产党人天生势不两立。追击是一个苦差事。红军走了二万五千里，薛岳也走了两万里，从江西至大西南至川北至甘肃，转战数省，一面对红军进行追击作战，一面将中央军势力打入了过去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大西南。

1935年1月上旬，红军进占遵义，薛岳率十万中央军直入贵阳。

此番入黔的薛岳，不单肩负追击红军的使命，还有更加妙算的任务待他去完成。

蒋介石对其“文胆”陈布雷讲过：“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

蒋介石把追击红军作为进入地方实力派势力范围的敲门砖，薛岳对此心领神会。当时他的先头部队已到湘西洪江，便电约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平越县马场坪会见，“共商追剿事宜”。

1935年1月初，王家烈抵达马场坪见薛岳。当时王家烈满脑子红军，还总结出两点：一、红军自江西出发，一路长驱直入，势不可当；二、红军之意不在图黔，入黔境后未兵指贵阳，似是要由余庆向北，渡过乌江。所以王家烈暗中打定主意以自保为主，不与红军拼消耗，让红军过境。

他以为薛岳肯定要催促他与红军作战，他想好了对付办法。

王家烈完全想不到薛岳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政治上的敌人是何敬之，以后要对他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辞修的路线。”

何敬之即何应钦。陈辞修即陈诚。蒋介石嫡系中央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何、陈矛盾尖锐，不仅在中央搞，竟也带到了地方；不仅平时闹，竟然深入了战时。王家烈顿时目瞪口呆。

陈诚与何应钦矛盾之深，在国民党内也是出了名的。

1927年8月龙潭战役，陈诚坐轿指挥作战。何应钦知晓后，立即撤其师长职务。当时陈诚胃病严重，在盛夏中几次几乎晕倒，何应钦未察，从此两人结怨。后来在江西苏区的历次作战中，陈诚遇事便越级直接请示蒋，根本不把顶头上司何应钦放在眼里。蒋也乐意利用手下这些金刚之间的矛盾，完成控制与平衡，同时抑制一下权力过大的何应钦。

但何应钦绝不干瞪眼，有机会就要搞一下。1933年2月至3月第四次“围剿”中，陈诚的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十一师在黄陂、草台岗几乎被红军歼灭殆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为由，降其一级，并记大过一次。当时攻陈诚最猛的，一个是熊式辉，一个便是何应钦。

自此以后，两人仇怨更深。

蒋介石让薛岳入黔首先是为中央军扩展地盘。陈诚系统大将的薛岳代表中央军入黔，头号目标是完成陈诚系统扩展，同时防止本是贵州人的何应钦势力入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