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内部矛盾重重，也算积重难返了。

王家烈起初对薛岳的提醒颇不以为然。没想到情况很快证实：南京方面派来贵州出任省民政厅长的，竟然是何应钦之弟何辑五。

王家烈方才醒悟薛岳所言极是。

表面上追击红军是头等重要之任务，实际对国民党各个派系和集团来说，最主要的目标和对手，皆是自己权力道路上的障碍。蒋介石如此，何应钦如此，陈诚如此，薛岳、王家烈也是如此。他们中有人把红军当做敲门砖，有人把红军当做挡箭牌，无一人认为正在长征且损失严重的红军是主要对手。

比较起来，错误最大的还是王家烈。红军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不图黔，而恰恰要图黔，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所以当红军的这一行动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全面展开时，王家烈便成了一只感觉锅底最热的蚂蚁。

他是黔北桐梓人，丢贵阳都可以，就是不愿丢遵义。遵义地区资源比较富裕，若被红军久占，将地方土豪浮财打光、民团枪支搜尽，以后想恢复就十分不易；且黔北为自己桑梓之地，不首先掌握黔北，就失去了根基。

所以最不愿意与红军打仗的王家烈突然变得最愿意打仗了。他在薛岳面前把胸脯拍得嘭嘭响，一定要收复遵义：“我愿亲率所部打过江去，成败在所不计。”

但最愿意与红军打仗的薛岳，又变得最不愿意打仗了。他对王家烈的软磨硬泡不动声色，慢吞吞地说：“目前部队太少，不会成功。等四川方面的中央军郝梦龄、上官云相等部出动，南北夹击，才易奏功。”

王家烈吃了一个软钉子，真是黄雀在后。虽然他开始提防何应钦了，却未想会落入薛岳的圈套。

此刻他若知道薛岳的打算，定要惊出一身冷汗来。

薛岳没有地盘。在军阀林立的社会中，没有地盘便是没有根基，总须仰人鼻息。但国家已基本被瓜分殆尽。北方林立着张学良、阎锡山、宋哲元、杨虎城、韩复榘；长江中下游和江浙尽属蒋介石；广东有陈济棠；广西有李宗仁、白崇禧；湖南有何键；四川有刘湘、刘文辉；云南有龙云，连冯玉祥、李济深、唐生智这样的人都属无家可归了，他薛岳还能在哪儿找到新的立足点呢？

这回找到了，他一眼就看中了贵州。这也许是最后一块可易手的土地和最后一个可利用的机会了。

黔军太弱，薛岳带来了中央十万大军。黔军腐败，薛岳带来了中央的恩德。而且此时图黔，正合蒋介石、陈诚之意。掌握黔省，以东面忠蒋的湖南何键为依托，北可入川，西可入滇，南可入桂；同时对三股强大的地方实力派，也是蒋介石的三个心腹大患形成威慑。居此一省以镇三省，何愁在中央无牌打，何愁在地方无根基？所以薛岳绝对不愿意调中央军去黔北作战。他要以贵阳为中心，一步一步对黔省完成消化吸收。

就苦一个王家烈。他原以为红军是路过，中央军也是路过。哪里知道不但红军要图黔，中央军的薛岳也要图黔!蒋介石则更要图黔了!

西南战事结束后，薛岳也受到嘉奖。蒋介石不会让他白忙活一场。

1937年5月，薛岳长梦成真，就任贵州省政府主席。

刘文彩、刘文辉、刘湘

红军来到遵义地区后，发现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党和红军无工作基础，大家都感到不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域。所以在遵义会议上，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设想被否定了。

熟悉四川情况的刘伯承、聂荣臻建议，去川西北搞根据地。根据有三：

一、有红四方面军川陕根据地的接应；

二、四川为西南首富，人烟稠密，站稳脚跟后有发展前途；

三、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川军排外，蒋介石要调中央军入川不很容易。

三条合成一句话，即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

这几条理由很有说服力。于是遵义会议在讨论战略发展方向时，采纳了刘、聂的建议，提出鉴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比黔北好”，决定改变黎平会议的决定，北渡长江，会合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1月20日，红军野战军司令部下达《渡江作战计划》，规定作战方针是：“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最后却没有赤化成。为什么？

主要吃亏在轻敌。一句话，未认识到川军之强。

打破了蒋介石的“围剿”，穿过了陈济棠、何键、白崇禧的堵截，夺占了王家烈地盘的红军，将要面对的川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近代以来出军阀最多的省份。杨森、刘存厚、罗泽洲、邓锡侯、田颂尧、唐式遵、王陵基……都出自四川。最著名的，还是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

自古便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四川以其经济富庶和地势险要，一直是南北军阀争夺的焦点。连年战火中拼杀出来的川军悍将，与迷恋烟灯鸦片的黔军首领大大不同。

共产党有一个“刘瞎子”，国民党也有一个“刘瞎子”。共产党的“刘瞎子”是刘伯承。国民党说“刘瞎子”，则指川军总司令刘湘。

刘湘以帮助剿共为名，使蒋介石支持自己挤垮刘文辉统一了四川，现在蒋介石真要以剿共为名来削弱刘湘了——他必须帮助蒋介石去“围剿”红军。

起初刘湘不当回事。他正与刘文辉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张国焘、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从陕南进入川北。

直到这支红军击败田颂尧、杨森、刘存厚三个军的“围剿”，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建立了23个县革命政权后，刘湘才开始觉得情况不妙。

刘湘是防蒋胜于防共。

蒋也同样，借机剿灭西南军阀胜于剿灭红军。

刘湘回川后，将新政府迁往重庆。他的方针是北守南拒。

在川北，由唐式遵率5万部队与邓锡侯、田颂尧合作，堵住红四方面军。

在南面，调集川军主力布防于宜宾至江津间的长江南岸，以潘文华为南岸“剿匪”总指挥，阻止红军过江。

刘湘告诉潘文华：“问题的严重不在于红军。中央军跟随红军之后进入川南，我们提不出任何理由拒绝。我们同红军固然水火不相容，但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蒋介石要消灭的对象。最好是朱、毛把蒋介石的大军带走，不要带进四川。”

这一点上，刘湘比王家烈精明百倍不止。不管路过还是不路过，他的根本方针是既不让红军入川，也不让中央军入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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