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郑州5月12日专电（记者 张兴军 双瑞）“抓紧时间关心群众生活，社员有劳有逸，在生活上没有落实的要很快落实。”“多给群众讲政策，讲种花生奖励政策。”“不准购买马车，主要买架子车和牲口！”“送肥料运输不要叫小孩拉。”……

坐在自家小院里，戴着老花眼镜，79岁的孙世忠逐字逐句地念着焦裕禄的电话会议记录。视线从发黄的纸页上收回，思绪穿越至50多年以前……

那是1963年农历九月的一天，收获的高粱都打了捆。28岁的葡萄架村会计孙世忠，在村口迎面碰见了7个陌生人，都推着半新不旧的“二八”自行车，打头的是个黑瘦黑瘦的高个儿，外面穿一件看不清颜色的大衣，没系扣，头戴“四块瓦”棉帽，半边帽檐耷拉着。

“我上去问是哪来的，后面有人说这是县委焦书记。听说是县里来的，我赶紧去掂水，焦书记一边拦着不让掂，一边打听灾情咋样……”

第二天，焦裕禄叫上孙世忠一起看灾情。南边地势高，看着还不错；到了地北，到处是水，只好脱了鞋，裤腿卷到膝盖上蹚过去。就这样边走边看到天黑，一口气转了10个村子。

“到第三天，焦书记回城取了铺盖卷儿，在村里就住下了。一星期后，我上公社办事，他们还不知道焦书记驻村的消息呢！”孙世忠回忆。

在葡萄架村，焦裕禄一住就是三个月。他给村里调来10辆架子车搞运输，他鼓励村民育桐根、栽桐树防风治沙，他和大家一起翻土改造盐碱地。他还联系医院，自掏腰包救了刚满周岁的病危孩童张徐州一命。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儿”，村里人的印象不是稀奇，而是“土”。穿衣服不讲究不说，袜子上居然有好多补丁。但大家又都爱听焦裕禄说话，开会的时候，老头儿老婆子们围了一圈，听他讲如何抗灾自救，发展生产。他给群众散烟，群众抽烟也给他让。

有两三次，孙世忠眼见焦裕禄用个茶缸子顶着腰，问是咋回事。他强忍痛苦摆摆手，说不要紧。因为见的人少，这样的场景并未引起太多注意。

村民看来没架子的“大官儿”，也是干部们眼里温和宽厚的“焦书记”。

有一次，县委办的张明常跟着焦裕禄下乡回城。因为天气太热，张明常途中吃了瓜农的一个瓜。焦裕禄让去付钱，看瓜的老人表示，这是种瓜，按当地规矩，路人吃瓜把瓜子留下就行了，不用付钱。

“焦书记听了没吭声，一直走到黄河大堤边。他问我，这是什么大堤？我说是明故道的南堤。他又问我，这大堤一直就这么高吗？我说是多年来随着河道淤积逐渐加高的。这时焦书记说，黄河大堤不是一下打这么高，人也不是一开始就犯大错误，今天犯个小错没察觉，明天犯了还没察觉，最后越犯越大。”

这段大堤对话，张明常至今难忘，“他说话很慢，几乎没见发过脾气，就是批评人，也让你心里热乎乎的。”

然而“温和宽厚”并非简单的忍让或“好好先生”。

在河南省档案馆，至今存有焦裕禄当年查处一位生产队长腐败案件的手稿。上面写着：“这样的坏党员在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贪污盗窃发了大财……不立即严肃处理绳以党纪国法，是不能挽回影响的，不能平民愤的……”尽管纸页泛黄笔迹模糊，但字里行间的震怒与决心，仍能穿透岁月，直抵人心。

面对兰考严峻灾情的考验，关键时刻焦裕禄还敢于从实际出发拍板决策。

刘俊生介绍，因为逃荒的人太多，为了刺激生产积极性，当时有的地方私下把荒地和一些边远地块承包给社员耕种。焦裕禄看到有的村把枣树包给个人后，群众收获了不少枣子。受此启发，1963年前后当地冒险搞了林木承包责任制。

“那时候是谈‘包’色变，包产到户便是资本主义，谁敢说一个‘包’字，就是立场问题、路线问题。”刘俊生说，“但是焦裕禄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说改变兰考面貌，要根据兰考的实际想问题。包下去的是责任，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他还强调，种树一定要实事求是，栽一亩就报一亩，种一棵就报一棵，不放卫星。”

就在焦裕禄电话通知“抓紧时间关心群众生活”的时候，他的肝病却在劳累和拖延中变得越来越重。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被送往开封医院，此时距离孙世忠写下开头的那段会议记录仅过去了11天。

一个多月后，焦裕禄病逝。

1966年2月26日，遵照遗愿，焦裕禄的灵柩由郑州迁往兰考。那个时节，他蹲点葡萄架村时种下的泡桐树长到了碗口粗，被焦裕禄救过的张徐州也已改名“张继焦”。人山人海的现场，身为葡萄架村支书的孙世忠做了发言，但这位31岁的豫东汉子刚开口就泣不成声，剩下两页稿纸愣是没能读完……

“温和宽厚”并非简单忍让

新华社郑州5月12日专电（记者 张兴军 兰熙）当美国作家保罗·斯托茨1997年提出“逆商”的时候，他或许并不知道，早在30多年前，远在中国河南的一个县委书记就已经用实际行动对这一概念做了注解。这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逆商”，即AQ（英文“Adversity Quotient”的缩写），相对“情商”和“智商”而言，是用来表示挫折承受力的一种指标，反映的是一个人面对逆境、挫折时的心理状态和应变能力，是衡量某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忍受逆境、战胜逆境的素质标准。

2014年5月14日是焦裕禄逝世50周年纪念日。回顾其短暂一生，无论是在工业战线上白手起家，和同事们一起研制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还是在困难重重的兰考，带领全县36万群众治理“三害”，他总能以锲而不舍的勇气和毅力达成目标，堪称高“逆商”的现实典范。只不过，在那个年代，人们更习惯于把这种品格叫作“艰苦奋斗，迎难而上”。

1958年春，洛阳矿山机器厂一金工车间接了个“大活”——制造2.5米大型卷扬机。摆在36岁的车间主任焦裕禄面前的是一大堆难题：设备不全，技术不足，经验一片空白。为了完成任务，他带着工友们开始了“以厂为家”的生活。

每天都工作到夜里12点，紧接着召开生产会议，总结当天情况，布置第二天生产进度。凌晨2点左右才能稍稍休息，到了四五点钟，又开始新一天的工作——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50多天。

现年81岁的赵广宜当时和焦裕禄一起，都睡在车间走廊里，“实在太乏了，他就抱着军大衣往长凳上一躺，还不忘交代工人，‘你们记得叫我啊！’大家看他太累，都舍不得叫醒他。”

第一台2.5米双筒卷扬机试制成功后不久，焦裕禄被调至地处豫东的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更大的挑战来了。

那是1962年冬天，大雪纷飞。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害”困扰的兰考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来最低水平。小小的县城火车站里，挤满了外出逃荒的灾民……

“我知道兰考是个灾区，人民群众正过着艰苦的生活，地委派我来，我愿意承担这个工作，但是要完成治理灾害的任务不是我一个人，得靠大家，靠全体干部振作起来，带领全县36万人，争取在尽快短的时间内把面貌改变了……”

50多年过去了，时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樊哲民至今仍记得焦裕禄在县委会上的这段发言。“他的讲话很短，但很有分量。特别是他提出救灾是暂时的，以治灾代替救灾，要釜底抽薪，不要扬汤止沸。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治理思路。”

在兰考的475天里，焦裕禄多数时候都在农户家里或生产一线蹲点调查。全县140多个生产队，他跑遍了其中的120多个。

沙土地里，骑不动自行车就下来步行；挖水渠时，没空吃饭就着河水啃干粮。时至今日，一些村庄还流传着焦裕禄当年下乡编的顺口溜：“沿着河，背着馍，渴不着，饿不着。”

不少工友和同事认为，焦裕禄曾做过苦工，也参加过战争，后来工作中体现出来的能吃苦、能奋斗的精神，和年轻时的历练生活有很大关系；但另一方面，焦裕禄在困难面前的不退缩不躲避，除了一腔热血和拼命苦干外，还在于他的勤于学习、善于学习。

在工厂里，焦裕禄向书本学，向专家学。“那时候的机器零部件说明大多是俄语，不懂俄语，连图纸、工艺文件都看不明白。当时我是技术员，焦主任就利用值班时间跟我学，练得舌头都麻了，终于掌握了俄语字母的发音。”赵广宜说。

在兰考时，焦裕禄向实践学，向基层群众学。路边大风吹不走的坟头，启发他想到深翻淤泥把沙丘变良田的方法；牛棚里和老农的深夜长谈，让他了解到多种泡桐既防风治沙，还能发展经济。

当年兰考县委宣传干事刘俊生的笔记本上，至今仍保留着这样的“裕禄语录”：“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

松柏肃立，柳丝低垂。正在焦裕禄陵园参观的兰考大学生“村官”程广京表示，今天的80后、90后年轻人多在温室里长大，承压能力相对较差，有的甚至成为外表光鲜内在脆弱的“草莓族”，以“逆商”视角重温焦裕禄事迹，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焦裕禄的“逆商”——

堪称高“逆商”的现实典范

焦裕禄的青春——

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华社郑州5月12日专电（记者 张兴军 杨舟） 许多年过去了，面对记者采访，77岁的郭玉慧依然能清晰地记起和焦裕禄下跳棋的情景。时间倒回至1957年，35岁的焦裕禄时任洛阳矿山机器厂第一金工车间主任，和他同办公室共用一张办公桌的郭玉慧负责车间后勤工作，是个20岁的年轻姑娘。

工作之余，焦裕禄有时会找人下棋。“他找男同事下军棋和象棋，跟我下跳棋，一边下一边嘴里还咿咿呀呀地哼着小曲。”郭玉慧回忆。

“‘小郭来，咱俩下一盘。’我不太会，每次都一样的走法，他看了就笑，一边教我一边说，‘干啥都得动脑筋，你看你每次都这样下，人家都知道你的路数了，你得换个战术啊。’”

5月14日，是焦裕禄逝世50周年纪念日。提起这位共和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县委书记，人们记得最多的是他“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的事迹。但在多位焦裕禄的同事和家人的记忆中，青年时期的焦裕禄幽默风趣，多才多艺，只是到了兰考后受客观环境所限，人们难得有机会看到他的另一面。

作为家中长女，焦守凤跟父亲焦裕禄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在她的印象中，年轻时候的父亲爱好广泛，很有生活情趣。

“父亲喜欢拉二胡、唱京剧，还喜欢钓鱼，很会生活。在洛阳期间，工作之余他给自己安排得挺好的，比如钓钓鱼，拉拉二胡，我就陪着父亲钓过好几次鱼，一次还钓着一只小乌龟。”

1922年8月16日，焦裕禄出生在地处山东省博山北崮山村。在历经少年时期的贫苦、日伪统治的险恶后，他加入了革命队伍。31岁那年，作为一名地方干部，焦裕禄从郑州被选调洛阳矿山机器厂参加工业建设。这一干，就是9年。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厂里每天7点半上班，焦裕禄往往7点半之前就到了办公室。烧水烧柴、打扫卫生，之后开始工作。郭玉慧回忆，看图纸的时候，焦裕禄手边放着两支笔，一边看一边做标记，红笔点、蓝笔圈，有时还打上五角星和重点号。

“一份图纸看下来，上面标得像是作战图，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但他自己心里有数。”郭玉慧说，“遇到不懂的地方，他会趴在图纸上琢磨半天，或者微微仰起头思考，想通了就一笑，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多位工友介绍，早在担任第一金工车间主任之前，焦裕禄曾被厂里派往大连重型机器厂实习。尽管时间不长，但那却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他的文章时常刊登在厂报上；联欢会上，他的二胡独奏总能赢来阵阵掌声。有段时间，焦裕禄还和厂里的苏联专家学习过跳舞。

“按照母亲曾经的评价，我们兄妹这么多人，就综合素质而言，还没有人能超过父亲。”大儿子焦国庆说：“父亲并非天生多才多艺，很多爱好都是后天学习得来的，说明他对生活充满热爱。”

1962年6月，焦裕禄再次回到地方任职，不久后调任兰考县委书记。此时，面对严峻的抗灾救灾形势，他忙得再也没有时间拉二胡了。

二女儿焦守云回忆，焦裕禄到兰考工作后，在家的时间非常少。兄妹放学回来，难得见到父亲的身影。问起来，母亲的回答不是“下乡去了”就是“在开会”。

“一旦有时间在家，父亲就爱和我们待在一起，他给我们唱儿歌，还教我们养兔子，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菜。”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说，“有时候下乡也带上我们，让我们捡拾路边的麦穗，但这样的生活点滴十分有限，却令人难忘。”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病逝。光阴荏苒，当年的“小郭”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但记忆中的焦裕禄还是那么生动鲜活。

“大冬天的，他里面穿着中山装，外面是一件过膝的呢子大衣，披在身上，老爱叉着腰，跟我们说话前总是一笑。这个样子一直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郭玉慧说。

焦裕禄的家风——

有困难不能向组织伸手

新华社郑州5月12日专电（记者 双瑞 张兴军）低矮的房屋狭小破败，墙壁上霉点斑斑……从1965年起，焦守凤就一直住在河南省开封市这样一个胡同小院里。

焦裕禄曾说：“书记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只能带头艰苦，不能有任何特殊。”时隔50多年，父亲的话仍回荡在焦守凤耳边，曾经令她委屈不满的“家风”，如今是她的骄傲。

初中毕业后，焦守凤没能考上高中，兰考几家单位提出为她安排工作，话务员、教师、县委干事……一个个体面的职业让十几岁的姑娘心花怒放，但很快被父亲泼了冷水。

“县里头好地方干部子女不能去，俺爸规定的。”焦守凤清楚地记得，父亲把她领到食品厂，还叮嘱厂里不能因为自己的缘故给女儿安排轻便活。

秋天腌咸菜，焦守凤经常要切上一两千斤萝卜，不过她更怵的是辣椒，一天下来手都会烧出泡，晚上疼得睡不着，只能在冷水里冰着。

“那时候我对父亲很有意见，认为对我不公平。”焦守凤生了很长时间的闷气，对父亲的理解从他去世才真正开始。1964年，焦裕禄已经病得很重，说话都有些困难，弟弟妹妹还小，19岁的长女焦守凤被叫到了病床前。

“他说没为我安排个好工作，死后也没什么留给我的，只有一块伴他多年的手表当作纪念。”她更铭记在心的是，父亲要求，有困难不能向组织伸手。

多年来，焦裕禄“穷爸爸”的形象在儿女眼中根深蒂固。身为县委书记，他却几乎没有任何遗产。焦守凤回忆，在很长一段日子里，妈妈徐俊雅常常为生计掉眼泪，全靠自己一个月50多元的工资和13元补助，还要用破布拼出一家老小的衣装。

即便活着的时候，儿女们也未曾从他那里得到优渥的物质生活。“我父亲没有啥财产，搬家到兰考时，除了行李和被褥，就是一些炊具，一个大卡车什么都没装。”当年，焦裕禄的儿子焦国庆很少体会到县委书记家属的“风光”，一次“看白戏”的经历还成为众人皆知的“污点”。

到兰考不久，正上四年级的焦国庆听见与县委一墙之隔的剧院锣鼓叮当响，他好奇地从后门溜进去，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是焦裕禄的儿子，于是没有买票。回家后父亲狠狠地训了他一顿，那是他记忆中父亲最严厉的一次。

“父亲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凡事不能搞特殊。”焦国庆回忆，小时候调皮，放学后总在县委办公室闲逛，工作人员轻易不敢管，父亲得知后干脆举家从县委家属院搬出去了。

焦裕禄近乎苛刻的“穷”和自律后来成为子女们一生的财富。次女焦守云曾写给去世父亲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您的六个孩子最小的也已人到中年，大多数在普通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无论过得好与不好，我们都记住您的教诲，靠自己本事生活。我们可以无愧地对您说，我们都是您的好儿女。”

17岁参军到山沟里的农场劳动4年，转业后进地税局，几十年来，焦国庆工作勤恳、老实本分。而在胡同小院住了近50年的焦守凤，面对单位两次分房子，她都态度鲜明：“我不要。”当待业的女儿希望托关系找工作，她像父亲当年一样断然拒绝：“老子是老子，你是你，各人的路各人走。”

“带头艰苦，不搞特殊。”“工作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件跟差的比。”焦裕禄的家训，成为儿女们一生的信条。后来担任县委书记的焦跃进，把父亲当作榜样，“爸爸的精神既是财富，也是一种压力在鞭策我，我绝不能给他老人家脸上抹黑。”

五月，柔风再度吹起，河南兰考的焦家小院里，铺满白色方砖的地面缝隙长出了油油的春草，低低地簇拥着一座红砖红瓦的旧房子。尽管已多年不曾住人，但每年这个时候，焦裕禄的儿女们都分外怀念小院里的日子。

焦家人曾在这里生活了30年，父亲的生命哲学一点一滴渗透于子女的血脉。每次回到这里，焦国庆都会想起令他羞赧的“看白戏”，为进酱菜厂闹脾气的一幕也在焦守凤眼前浮现，还有收获季节姐弟几个割豆子、拾麦穗的经历，那些都来自值得他们一生回味的“富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