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

一

年过古稀的周常林先生，当年不会想到，他在十七岁左右所写旧体诗《感时》五首，时过半个多世纪之后，仍能在我这个阅读者心里引起强烈共鸣。其中的第二首，不妨视为他提前对自己性情与命运的一种概括，一种富有诗意的表达。

平生无俗韵，岂畏风雨摧。曾羡潮头儿，尤怜雪中梅。出檐偏有我，织网却是谁？苦酒原自酿，且尽手中杯。（《感时》之二，一九五七年）

写这首诗时，周常林只是高二学生。他在写给我的信中曾这样谈到当时情形：

一九五七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我尚在念中学（高二），但也和几位同学始料未及地跌入了那个“阳谋”的漩涡之中。好在后来蒙中央“普通中学学生不划”的政策所赐，算是逃过一劫，但大学梦也破灭了。我们的遭际与同时念中专的同学相比，幸运多了，与在大学读书的学生和其他几十万“右派”所受的折磨相比，更不值一提。但也就是从那时起，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开始写了些旧诗一类的东西。（周常林致李辉信，二○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他说借诗排遣郁闷，但我在此首诗中，读出的却是超越郁闷、孤独之外的倔强与傲骨。一个年仅十七岁的青年，居然能如此自信或曰自负地发出“平生无俗韵，岂畏风雨摧”高亢之声。常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对于周常林来说则不同，他早早地就见识了世态炎凉，亲历了政治的起伏跌宕，可是，性情却似乎难以被修正，少年拥有的中原豪气依旧激荡胸襟。这就难怪，在末句“且尽手中杯”里，我读出的不是郁闷、低沉、碌碌无为，而是自傲自强，阳刚之气，扑面而来。

的确，在后来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中，特别是“文革”结束他有幸进入出版界之后，周常林所做的诸多事情，无非是在以一位出版家的姿态，演绎着这句诗的内涵。时任大象出版社社长期间，周常林策划出版了一套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他为此赋诗一组，其中一首，袒露作为出版家在当下时代应有的独立思考、文化指向与编辑胆略：

言为心声食为天，岂有上帝与神仙。开国帝王多无赖，鸣锣经师即圣贤。耻将麦克喇叭吹，且把奇技淫巧传。鉴古当思西风劲，攻玉石借海外山。（《题〈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一九九三年）

在这首诗与十七岁的《感时》之间，显然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流淌。换句话说，《感时》五首，足可视为青年周常林向老年周常林发出的呼唤。

二○一○年元月，周常林年届古稀，他写下一首《七十初度》，与《感时》五首时隔五十三年。诗云：

少年攻读意非轻，曾指大河话沧溟。一自跌撞阳谋后，便入牛鬼另册中。十日涂鸦学画匠，半世糊口做裁缝。好是迟暮尚能饭，信步犹上日观峰。（《七十初度》，二○一○年）

性情未改，豪气依旧，这是人生的历史呼应。

二

一九九七年,初识周常林。

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郑州的信，写信者即是时任大象出版社社长的周常林。信很长，足有四页。他说，这几年，一直在读我在《收获》上开设的“沧桑看云”专栏，对其中不少所写文化人物他很感兴趣，彼此有许多共鸣处。他告诉我，逼近世纪之交，大象出版社正考虑策划一本对话集，请知识界人士就一些历史与现实问题深入探讨，他希望能由我出面做访问人，完成这一选题。他的信打动了我。当此之时，周边所见，均是迎接新世纪的喜悦、兴奋与陶醉，仿佛一走进千禧年，一切都变得美好无比，轻松而无忧。而在我看来，世纪回顾与历史反思，则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们想到了一起。我当即回信说可以考虑这一选题，具体如何进行，等有机会见面再议。

未想到，他与编辑王少卿很快就来到北京。我去宾馆拜访。他个头不高，瘦削，黝黑，精力旺盛，十分健谈。一双浓眉，短粗浓黑，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次见面，我们有谈不完的话题。他知识颇为丰富，阅历广，见解深，目光里闪着狡黠，但说话则坦率，不大拐弯抹角，往往直接切入主题。他比我大十六岁，我们一下子却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一开始我就叫他“老周”，一直叫到今天。午餐时，我们两人对饮。喝完一瓶二锅头，又要一瓶，一直喝到下午三点。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那天，真的有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向来不强的酒力，似乎一下子提升了许多。周常林第一次让我见识了喝酒必吃辣椒的壮举。一口酒，咬一口红辣椒，满头大汗，佐助谈兴，其状惊人。他的强健，精力旺盛，想必与之紧密相关。

初次见面即痛饮大醉，仿佛是为我们后来十几年的交往，做了很好的铺垫，一种自古以来挚友相聚痛饮的尽情挥洒。从此，我们见面必喝，一喝少不了大醉一场。

最难忘在波罗的海上的痛饮。那次，我们结伴同游欧洲，从斯德哥尔摩乘坐“海盗号”邮轮前往赫尔辛基。邮轮下午起航，第二天早上抵达。傍晚时分，我们走上甲板，找一清静处面对大海席地而坐，一溜儿摆开事前携带的二锅头、花生米、红辣椒、黄瓜、火腿肠……夕阳西下，晚霞映红大海。旋而，天暗下来，繁星格外清晰明亮。吹着海风，我们天南海北古今中外聊得不可开交，一边开怀畅饮……几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

其间，几位小伙子走过来，好奇地看着我们。问起来，原来是移民到瑞典的库尔德难民。得知我们来自中国，他们问，可否给他们几支中国烟抽。当然。我们递过去几支，再请他们品尝二锅头，抿一口，他们就吓了回去。

平生有过多次痛饮，却没有哪一次能比得上此次邮轮之上的豪情。天地之间，深邃星空，浩渺海水，库尔德青年，无拘无束的话题……都说美好旅游难以重复，痛饮也如此。

对于周常林，酒的确是他一生的伙伴，就像诗一样。自古以来，不少诗人，诗与酒形影不离，在周常林这里，同样如此。第一次写诗，他便有了“且尽手中杯”的诗句，尔后，“酒”就成了在他诗中经常出现的对象。试举例如下——

“何当一杯酒，重与细论文。”“昔为诗间逢，今作酒中别。男儿不还家，茅台壮形色。”（《送友人参军》其一、其二，一九六五年）

“牯岭酒多神赴会，信州米少鬼闹灾。含鄱风雨晚来急，孤灯且尽手中杯。”（《登庐山》，一九六七年）

“夜深不见太守至，颠连醉步下长丘。”（《滁州》，一九六八年）

“何期焦君相对饮，笑指浪花数豪英。”（《登焦山》，一九七六年）

“请燃炉火红，再备酒一樽。明朝踏雪去，凭窗细论文。”（《答故人》，一九八六年）

或借酒浇愁，或以酒壮行，性情尽在诗中。

我在想，或许因为爱酒，周常林爱上了写诗。因为拥有一种酒后的豪气，他才能在不可能的环境里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拥有敢言他人不敢言的勇气。

酒，造就了这一位诗人。

三

第一次与周常林见面之后，我和妻子应红便开始一起落实所议对话集的题目。

按照周常林最初的构想，我们拟定了十二个“世纪之问”，即，在我们看来，二十世纪中国业已发生但依然未能解决、二十一世纪仍将面对的一些重要问题。这十二个题目和访谈对象分别是：一、与王元化谈“五四”再认识；二、与邵燕祥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轨迹；三、与王晓明谈知识分子与现代化想象及民族主义；四、与雷颐谈近代史与现代史的衔接；五、与朱学勤谈知识分子的角色与态度；六、与何清涟谈经济学的人文关怀；七、与徐友渔谈红卫兵与“文革”研究；八、与陈思和谈教育现状的忧思；九、与林贤治谈鲁迅；十、与蓝英年谈苏俄政治、文化与中国；十一、与李锐谈“三峡工程”的忧虑；十二、与阮仪三谈城市建设的两难处境。十几年过去，我觉得这些“世纪之问”并没有消失在人们视野里，依然困扰着当下中国。

坦率地说，当时，我们对这些题目的拟定和人选的选择，能否获得周常林的首肯并不乐观，毕竟有不少难度。他电话里回答得干脆、爽快：“根据你们的思路，找谁谈，怎样谈，放开做。编辑出版方面的事宜，我全力支持。”他的信任，令我们对完成这一并不轻松的选题，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