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

将近一年的四处奔波之后，一九九九年四月，《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出版。我们商定，尽量不做宣传推广，但未想到，该书仍有反响，不到一年即再版，发行到一万五千册。足见周常林的选题创意敏锐而大胆，操作则务实而恰到好处，初次合作，我看到了他身上所具备的一位出版家难得的综合素质。

周常林很看重《世纪之问》的出版。是年四月，他专门为此书写下一首诗，抒发他完成这一选题之后的感想：

千载荣枯有大椿，只看百年一木轮。初闻枝头群鸟唱，旋作海内万马喑。救亡还赖倡民主，复兴岂可媚独尊。京中多少错杂弹，且向大野问知音。（《题〈世纪之问〉》，一九九九年）

这是他为我的书所写的第一首诗。几年后，大象出版社又出版我的另一本著作《在历史现场——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他再次赋诗一首如下：

风雨如晦夜未央，神州逐鹿战玄黄。文字流动街头景，影像凝聚时世妆。宁赴边地问田舍，不傍中枢颂庙堂。终是洋人洋做派，留于茶后细端详。（《题〈在历史现场〉》，二○○三年）

我很欣赏他的《题〈世纪之问〉》中的这句诗“且向大野问知音”。一个写作者，能遇到一个合适的出版社，遇到一个能产生共鸣的编辑、出版家，心底的确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那份快乐，兴奋。于是，自一九九七年起，我与大象出版社有了多方面的合作，迄今，已达十五年——当年四十岁的我，将届五十六岁；当年五十七岁的周常林，已是七十二岁高龄。岁月荏苒，水流云在，怎能不让人感慨无限。

从《世纪之问》开始，我既是大象出版社的作者，也是他们的出版策划人。毫不奇怪，我们的选题几乎都是在痛饮时刻撞出火花，旋即确定。十五年里，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和主编多套丛书，率先推出的是图文系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随后，相继推出“大象漫步书系”、“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大象人物日记文丛”、“大象人物书简文丛”、“名家文化小丛书”，“大象名人珍藏书系”、“印象阅读书系”……每一系列所出图书数量不一，总数已达约一百二十种。我很高兴，它们能与大象出版社的其他重点图书，如“海外汉学译丛”、《全宋笔记》等结伴同行。一百二十种，就单独个人策划出版而言，是可以满足的一个数字。

可以说，从周常林开始，我成了大象出版社的一名“编外人员”，与大象出版社的编辑们在一起，常有一家人的感觉。

令人感慨的是，从周常林开始我与大象社之间建立的信任、坦诚、友谊，即便在他退休之后，依然延续着。周常林之后的两届社长、总编辑，李亚娜大姐、耿相新兄，他们的个性、做事风格，与周常林虽有不同，但同样拥有出版家应有的文化情怀，以各自的学识专长，既延续周常林的思路，又拓展新的领域。譬如，李亚娜大姐建议出版“大象人物自述文丛”；耿相新建议增加书信、日记的数量……他们如周常林一样，对我厚爱有加，积极支持。

二○○七年，在我与大象社合作十年之际，大象社在北京召开过座谈会，题为“一个人与一个出版社的十年”。座谈会上，不止一位嘉宾谈到，我能与大象社长期合作，更让人佩服的是出版社一方。我非常赞同这一点。《中华读书报》当时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

北京万圣书园经理刘苏里对大象的做法表示钦佩。他说：“怎么能容忍跟李辉九年的合作，大象是很难从李身上挣到很多钱的。”他提出，出版社和文化人之间是一种强弱的关系，而通常出版社是属于强的一面，只有出版社采用一种较低的姿态，和学者之间的合作才能长久。事实上大象社也始终为李辉提供着所能做到的最完善的服务，李亚娜说：“李辉提供的所有稿子都由社长、总编辑亲自负责，指派社内最优秀的编辑和装帧人员进行加工和设计。”李辉感叹道：“和大象社打交道，感觉很舒服，从社长、总编到编辑，我们在一起合作感觉很默契。”（《一个人与一个出版社的十年》，《中华读书报》，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又是五年过去，再读这段报道，感慨依旧。如果说，已经出版的一百多种图书可以被视为具有分量的文化积累，那么，真正为之付出的辛劳和贡献的，当然是大象社的同仁们。难忘十五年来，一个又一个密切合作过的编辑朋友——崔琰、成艳、王少卿……

这里，我想特别提到周雁女士，在她编辑《寻根》杂志时，热情邀我开设“在历史现场”专栏，随后结集出版。令人惋惜的是，只有四十二岁的她，二○○四年英年早逝，离开我们竟已有八年。

那次座谈会，退休的周常林没有前来北京参加，但自始至终，我感觉他就坐在我的旁边。我又想到了第一次见面时的痛饮，想到在波罗的海邮轮上的豪情……

走笔至此，我想到，作者、出版策划人与出版社之间，不应只是经济利益的关联，更应有彼此之间的信任与情感联系。图书之外，人的缘分最值得珍惜。我看重与周常林，与大象社的诸多同仁在这十五年里的交往，它们已成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时光流逝，唯有记忆的温暖永远留存心底。这一次，我愿意借为周常林诗作写序的机会，表达内心的这份情感。

四

回到周常林的诗。

诗，本应是真情流露，而不应落入应景的窠臼，正所谓“愤怒出诗人”，“郁闷出诗人”。周常林无意为“诗人”，如他所说，他无非是为排遣心情而写，为自己的人生留下印记而写。从十七岁开始，一直到今年七十二岁，他几乎从未停止过写旧体诗。这些诗，基本都是“私下写作”状态，或者说，“地下写作”。

如同早年自许的“平生无俗韵，岂畏风雨摧”，处在“地下写作”的周常林，精神进入到相对自由的状态。既然写作不是为了发表，甚至也很少在知己间交流，这就使得他可以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他告诉过我，尽管早早见识了政治风暴的严峻与世态炎凉，但他的性情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更愿意写自己所看、所思、所感。的确，他写于“文革”期间的诗，写他人未能写、自己未敢公开言的严峻生活。

他写当年的“造反派”派系夺权争执与蔓延中原的武斗：

诸君争首思奋起，百姓附尾乞太平。此行来作逍遥游，痛饮应对报晓峰。（《登鸡公山》，一九六七年）

传闻昨夜枪声响，南下兵马占城头。（《车过光州》，一九六七年）

走在河南信阳地区的田野上，他想到的是大跃进、大炼钢铁之后，信阳这一重灾区在“三年灾害”期间的悲剧：

青山变秃岭，十里少人烟。当路见饿殍，鸡犬未得全。人祸原为首，流亡非关天。劫后尚有几，哀哉南竹园。（《南竹园》，一九六七年）

出差重庆，难忘一九六七年发生在此的惨烈武斗，为那些命丧浩劫的红卫兵小将而喟叹不已：

江水无声月中秋，此夕山城访旧游。曾闻枪炮杀老保，或说船舰烧鬼牛。前年血污已褐土，今岁火锅仍红油。可怜同为勤王师，野祭总是少年头。（《江水》，一九六九年）

林彪出逃，引发他的忧虑与思考：

从今谁是栋梁材？其无后乎终可哀。成也败也凭谁问，奇案千古费疑猜。（《无题》其八，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发生“天安门事件”，他同样借诗抒怀：

岂容酣睡卧榻旁？欲辨无罪实可伤。不见几多座上客，翻作楚囚阶下亡。（《戏为六绝句》之六，一九七六年）

“文革”期间形成的写作状态和风格，周常林一直延续至今天。从孟子被错译为“孟非斯”、蒋介石被错译为“常凯申”的文化怪象，到举国上下的红歌震天、“打黑英雄”的骇世惊俗，诸多现实，均入诗中。半个世纪的业余写作，他将生活碎片一一串联。无疑，他想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思想者。他尽一份努力，欲秉承杜诗传统，忧国忧民，直面现实。于是，在他的诗中，可观世相百态，可读个人情怀，两者相融，即成历史。

收录在本诗集中的作品，为个人，为当代历史，留存了一份难得的文学记录。

结识十五年，痛饮无数次，很高兴在这个多雨多雷的夏季，能有这样一个机会，静下心来读周常林的诗，写这篇序。简述交往，勾勒印象，或许可以帮助读者阅读这一诗集，见识一个特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