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五四”运动

王道清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他的一些重要作品选入教科书的十分寥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似乎看不到他的作品踪影。只是在近年出版的发行量不太大的个别《大学语文》教材中选入了一篇《不朽——我的宗教》。

其实，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公正地说不亚于鲁迅。

首先，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胡适1917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这篇论文意义深远，影响巨大，初步奠定了文学改革的理论基础。

其次，他不但是一位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杰出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位执着的实践者、敢为人先的实干家。

一般人认为郭沫若的《女神》是新诗的奠基之作，但胡适运用白话早在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上率先发表了第一篇新诗《人力车夫》，被誉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话剧领域里，大家公认曹禺的《雷雨》奠定了我国话剧的基础，但胡适运用白话早在1919年率先发表了话剧《终身大事》，被誉为“中国话剧剧本的开山之作”。

总之，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埋头苦干的拓荒者、建设者，至少说在新诗和话剧这两块艺术园地是如此，正如鲁迅在小说和杂文两个领域里的地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