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就是“政府要不要干预市场”。当然，这一问题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在日前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10周年追思会上，中国两位重量级学者林毅夫、张维迎就该问题再掀论战。林毅夫认为，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的问题，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在他看来，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张维迎则反对政府过度干预。

笔者不评判两人孰对孰错，老实说，也无此能力。现实中都有支持他们观点的事例。或许真理在两者之间。不过，我倒是对林毅夫一段带有自辩性质的话产生了兴趣。他说，谈到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的作用，这是一个误解。好比大家说我是乐观主义，其实我不是乐观主义，我是客观主义，大家都悲观，我就变成乐观主义。现在我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是靠竞争、靠企业家。但因为现在大家不讲有为的政府，所以好像说我强调政府。其实我两个方面都看，因为有效的市场需要竞争和企业家的精神。国内现在大部分人反对强调政府，所以我就变得比较突出。

根据笔者的了解，林在这一点上确实是很孤立的，他指出，国内很多学者都会认为，有形的手伸得太长，会对市场和社会产生过多干预。

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的确需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然而，不从理论而从现实来看，在现在的情况下，是不是政府管得越少就越好呢？

这似乎又回到上面林张的争论，但这个问题确实值得仔细思考。要讨论这一问题，我想首先得秉持价值中立，从历史进程对政府的作用，即对“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作一番客观考察。一个趋势是，现代国家的政府规模普遍比过去要大，管的事要多，根源有二：一是市场和经济本身在扩张，运行更复杂；二是人们的权利和福利要求比过去更高。所以，不管人们喜不喜欢，都要接受这个现实。

当然，这不是说，大政府就意味着一定要用目前的方式去管理和干预市场，笔者所说的历史发展趋势的大政府，只是在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做强政府，在政府做不好的领域，则必须放弃权力，让位于社会和市场，以尽可能实现管理社会化。同时，政府在干预市场，管理社会时，需要严格遵循法律的制约，要有法治思维。不如此，大政府很可能在一些领域会起到反向效果。

尽管做强市场和做大政府可能是一个合乎事实逻辑的选择，但这两个目标之间也会产生冲突，改革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找兼顾的办法，探索出一条两者都能有效发挥作用的路子。 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