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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布什总统任内，苏联解体。当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盖茨在回忆录中写道：“新政府上台四五个月后，我发现中情局很不看好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前途，甚至对苏联政权的未来都感到悲观，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在1989年7月，我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请求他授权常务副部长级委员会，组建一支规模很小、保密性极强的任务团队，为苏联解体制订应变计划。总统批准了我的请求，于是在1989年9月，这支团队开始行动。那时，离苏联解体还有两年时间。赖斯（后在小布什总统时期先后出任国安事务助理、国务卿）是这支队伍的主管，参与团队的国防部成员是助理部长沃尔福威茨（在小布什时期任常务副国防部长）。这支团队为美国迎接即将到来的重大转折做好了充分准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早在1987年，安德鲁·马歇尔就在国防部长办公厅净评估办公室主持了对苏竞争战略推演。这个推演的想定及演变是罗马尼亚政局出事，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暗杀，苏联未介入（苏联是否以武力介入东欧事变，是美国判断苏联内部强弱的重要指标）；受苏联未干涉的鼓舞，罗马尼亚政局动荡传导到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导致柏林墙倒塌，华约解体，苏军从东欧撤军；两年后，苏联解体。当时参加推演的一位中情局资深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这纯粹是胡扯，中途摔门而去。几年之后，这位专家打来电话，专门为退出推演表示道歉，并声称这个推演要比苏联解体本身更令他感到震惊。

战略推演与战略评估的结合，往往能够产生惊人的预见性和战略判断。其根源在于，战略的本质在敌我对抗和互动，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制定和执行战略的主体都是人。与技术和战术性的模拟仿真不同，战略推演的要害是以人演人，通过设置场景、提供环境，用高质量的人员扮演敌我双方（所谓“魔鬼代言人”式的红队机制），因而可以通过内部头脑风暴式的撞击形成对复杂战略问题的新认识。珍珠港事件10年之前，美国海、陆军曾在夏威夷举行“第四号大联合演习”，在演习中出现了日军航母部队偷袭珍珠港的场景。可这个演习被当时美国陆军航空部队驻珍珠港司令搅黄了，他的理由是只要他的部队在，日本人就不敢来。在被美国海军反复驳斥后，他提出的最后一个令人无可奈何的理由是“文明国家从来不在星期天打仗”。10年之后，日本海军在一个周日的凌晨偷袭珍珠港。日本海军对袭击珍珠港和中途岛海战都进行了推演，在中途岛推演中，出现了美军陆基飞机袭击日军航母舰队，击沉4艘航母的情况。当时的日军导演部主任南云将军武断地做出裁决，将被击沉的日本航母从4艘减为1艘。后来，南云率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进行中途岛海战，日军航母被击沉4艘，率先发起攻击的正是从中途岛起飞的美军陆基战机。

这些历史事件表明，无论对于国安会办公厅这样的最高决策者身边的小团体，还是对于大的职能部门，战略评估和推演是发挥决策支持作用的重要基础与手段。搞好评估与推演，需要开阔的视野、历史的智慧、专业和接地气的情报信息、对跨部门资源的管理协调，以及最重要的、最合适的人。

专业的来源：多种职业背景的人才组合

作为最高层级的幕僚部门，国安会办公厅的工作要求很强的专业性和综合性。其专业性主要来源于领导者（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处理战略问题的经验和管理能力。政策分析与设计、战略评估与推演都属专业性很强的活动，稳定、高效地进行这些活动，首先是对各种问题、信息、人才和跨部门资源的领导管理问题。处理战略问题的经验主要来自于长期的专门工作经历。这些经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军事、外交、情报等部门领导岗位的任职经历，掌握各领域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规则；另一类是长期分析研究工作的经验。战略问题研究是二战后兴起的一个新职业，在美国主要体现为各种智库的发展、大学相关院系的设立，以及政府与学术机构之间人员的交流（即“旋转门”）。分析判断能力是极其宝贵和至关重要的能力，需要经过长期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战略问题研究直接训练培养这种能力，直接为高层处理情况、分析问题做准备。二战后美国战略问题研究的大发展，成为一项重要事业以及受尊重的职业，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战略研究人员相对公正、中立，不受部门利益制约。在美国国安会办公厅成立初期，工作人员由各职能部门首长派出，因此被视为部门代表，得不到充分信任，逐渐地这些工作人员也不受原来派出部门的信任，于是变得两头受气。从研究机构直接招募人员，有利于避免这种情况。

二战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主要来自两类人员。一类是研究型，如邦迪、罗斯托、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艾伦、莱克和赖斯；另一类是职业型尤其是职业军人，如索尔斯、卡特勒、古德帕斯特、斯考克罗夫特、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鲍威尔和琼斯。如果研究型与职业型人员正副手搭配，国安会办公厅的领导层就能达成某种平衡，如军人出身的斯考克罗夫特与中情局的盖茨，擅长外交的基辛格与擅长军事的斯考克罗夫特搭班子，国安体系就能更好地运转。美国国安会办公厅人员规模不大，长期在100人以内（在基辛格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国安会办公厅作用很突出，资深专业人员约80人），除值班、技术和保障人员外，约有半数是独当一面的成熟领域专家。曾任戈尔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富尔斯称，他在选择高级助手时，从国务院、国防部、参联会、中情局以及智库和大学70个人里选1个至2个。由此看来，这些人可谓“精英中的精英”。

从战略构想起步

如果说，真正的国家安全战略联合规划很困难，那么注重国家安全“战略构想”的运用，既可加强战略的设计，突出重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可实质性地加强总体规划。综观美国战略界的意见，战略构想指国家在未来一定时期，对自身的期望和设想。它回答要到哪里去、怎样去这些基本问题，标示了未来国家安全的大格局、大脉络以及前进的大方向。战略构想是真正进行大战略设计和规划的第一步。

历史上，美国国安会系统及各主要职能部门，不同程度上使用过四种规划方式：

一、自上而下、着眼目标的规划，即目标驱动的规划。这是一种符合常理、以我为主的规划方式，但实际上大多流于形式，走过场的居多。其原因，一是战略目标的确定并不容易，过于笼统，失去指导意义；过于狭隘，起不到全局性作用。二是政府的实力和资源往往掌握在职能部门手里，导致职能部门规划是实的，整体战略规划则是虚的。各职能部门内部同样如此，例如军事领域，各军兵种规划是实的，而整体军事战略规划则是虚的。由此，国家安全战略规划往往徒有自上而下之名，实质是自下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