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主人公，实际上是李煜自己和他的小周后。大周后和小周后是姐妹，先后嫁给李煜作了皇后。李煜18 岁时先娶了姐姐大周后。十年后，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大周后病死，就在南唐大饥这一年，李煜又娶了妹妹小周后。《传史》记载：李煜与小周后在成婚前，就把这首词制成乐府，丝毫不去顾及个人隐私，任凭它外传，似乎有意炫耀自己的风流韵事，儿女柔情。清代吴任臣在《十国春秋》里写：“后主制乐府，艳其事……词甚狎昵，颇传于外，至纳后，乃成礼而已。翼日，大燕群臣，韩熙载以下皆作诗讽焉，而后主不之谴也。”其中，韩熙载写诗，“四海未知春色至，今宵先入九重城”，将皇帝挖苦一番，李煜也满不在乎。

“晓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构成了李煜的全部世界，那些在后宫饱受性压抑折磨的妃嫔宫娥，也在皇帝的煽动下纷纷争宠。比如天生丽质却身无才艺的宫娥秋水，因无法得宠而无比忧虑，在花园踯躅时，嗅到外国进贡奇花的幽香，就摘下几朵，戴在头上，以吸引李煜的注意；再如能歌善舞的窅娘，为讨好李煜，甚至用一条两丈多长的绢带把自己的玉足紧紧缠起来，让它们变得纤巧灵秀，这便是中国女性缠足的开始。她新月般洁白屈曲的小脚果然打动了李煜，当天就留下她侍寝。据说李煜曾经握着窅娘动人的小脚反复赏玩，还给它起了一个优雅的名字：“三寸金莲”。为了她所受到的宠爱，此后近一千年中的女性都要忍受缠足在她们发育过程中留下的撕心裂肺的伤痛记忆。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写道：

尽管有人怀疑是否真是从窅娘才开了缠足的风气，但是文献的和考古的证据却表明，这一习俗确是在这一时期或其前后，即唐、宋之间约50 年的时间里出现的。这一习俗在以后许多世纪里一直保存，只是近年来才渐渐消亡……

从宋代起，尖尖的小脚成了一个美女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女人的小脚开始被视为她们身体最隐秘的一部分，最能代表女性，最有性魅力。宋和宋以后的春宫画把女人画得精赤条条，连阴部都细致入微，但我从未见过或从书上听说过有人画不包裹脚布的小脚。女人身体的这一部分是严格的禁区，就连最大胆的艺术家也只敢画女人开始缠裹或松开裹脚布的样子。

女人的脚是她的性魅力所在，一个男人触及女人的脚，依照传统观念就已是性交的第一步。

然而，就在这香风袅娜之间、颠鸾倒凤之际，已经建立八年的宋朝，已经在他绚烂的梦境中划出一条血色的伤口。公元971年，潮水般的宋军踏平了南汉，惶恐之余，李煜非但不思如何抵抗宋军，反而急急忙忙地上了一道《即位上宋太祖表》，向宋朝政府做出了俯首称臣的政治表态，主动去掉了南唐国号，印文改为江南国，自称江南国主，在江南一隅苟延残喘。

韩熙载曾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自恃文笔华美，盖世无双，因而锋芒毕露，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所以很容易得罪人。每逢有人请他撰写碑志，他都让宋齐丘起草文字，他来缮写。宋齐丘也不是等闲之辈，官至左右仆射平章事（宰相），主宰朝政，文学方面也建树颇高，晚年隐居九华山，成就了九华山的盛名，陆游曾在乾道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入蜀记第三》中写道：“南唐宋子篱辞政柄归隐此山，号‘九华先生’，封‘青阳公’，由是九华之名益盛。”即使如此，宋齐丘的文字，还是成为韩熙载讥讽的对象，每次韩熙载抄写他的文章，都用纸塞住自己的鼻孔。有人不解，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道：“文辞秽且臭。”对于自己的顶头上司，他不给一点面子。有人投文求教，每当遇到那些粗陋文字，他都命女伎点艾熏之。这是他的个性，不讲真话他会死，所以不适合在官场上混。就在发生饥荒的这一年五月，身为吏部侍郎的韩熙载，上疏“论刑政之要，古今之势，灾异之变”，他还把新写的《格言》五卷、《格言后述》三卷进呈到李煜面前。这一次李煜没有歇斯底里，相反认为他写得好，升任他为中书侍郎、政殿学士，这是韩熙载摸到了头彩，也是他平生担任的最高官职。

李煜甚至还想到拜韩熙载为相，《宋史》、《新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湘山野录》、《玉壶清话》、陆游《南唐书》等诸多典籍都证实了这一点。但韩熙载看到了这份信任背后的凶险。他知道，面前的这个李煜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他不止一次地向他献策，出师平定北方，都被这个胆小鬼拒绝了。没有人比韩熙载更清楚，一心改革弊政的潘佑、李平，还有许多从北方来的大臣都是怎么死的。李煜的刀法，像他的笔法一样，精准、细致、一丝不苟，所有的忠臣，都被他准确无误地铲除了，连那个辞官隐居的宋齐丘，都被李煜威逼，在九华山自缢而死。李煜不是昏庸，是丧心病狂。辽、金、宋、明，历朝历代的末代皇帝，都有着丝毫不逊于李煜的特异功能，将自己朝廷上的有用之臣一个一个地杀光。

就在南唐王朝自相残杀的同时，刚刚建立的宋朝已经对南唐拔出了剑鞘，以南唐国力之虚弱、政治之腐败，根本不是宋的对手。韩熙载知道，一切都太晚了，他已经预见到了南唐这艘精巧的小帆板将被翻滚而来的血海彻底吞没，最多只留下一堆松散柔弱的泡沫。

最耐人琢磨的，还是韩熙载的内心。他清清楚楚地知道，眼前的粼粼春波、翩翩飞燕、唼喋游鱼、点点流红，都只是一种幻象，转眼之间，就会荡然无存。他是鲁迅所说的铁屋里的醒者，想做“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他发现自己被困在尘世间最华丽的囚牢里，命中注定，无路可逃。当他发现自己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最终只能使自己受到惩罚，别人依旧昏天黑地醉生梦死，才知道自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活法，树雄心，立壮志，努力做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流氓。如果此时有人问他：“你幸福吗？”他一定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流氓才配谈幸福。”

很多年后，范仲淹说了一句让读书人记诵了一千年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韩熙载没有听到过这句话，也没有宋代知识分子的庄严感，在他看来，“先天下之乐而乐”，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是一种以毒攻毒，以荒淫对荒淫的策略。一个人做一次流氓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流氓，不做君子。在这方面，他表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超强实力。韩熙载本来就“不差钱”，他的资金来源，首先是他丰厚的俸禄；其次是他的“稿费”——由于他文章写得好，有人以千金求其一文；第三是皇帝的赏赐，三者相加，使韩熙载成为南唐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于是，他蓄养伎乐，宴饮歌舞，纤手香凝之中，求得灵魂的寂灭和死亡。他以一个个青春勃发的女子来供奉自己，用她们旺盛的青春映衬自己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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