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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米”和“八一面”

20世纪50年代，百废待兴。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朴素简单如当时一首民谣所唱：“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

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无可厚非。

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改变粮食加工标准，提倡食用“九二米”、“八一面”，并规定，一切粮食公司商店只许出售粗米粗面。

所谓“九二米”，就是指100千克糙米碾磨出92千克白米；所谓“八一面”，就是指100千克小麦碾磨出81千克面粉。这样可以保留较多谷粒糊粉层和谷胚，营养价值相对较好。

政务院这一规定，初衷是为了减少浪费，增加口粮。当时初算了一下，如果人人都吃“九二米”、“八一面”，全国一年可节粮八亿斤。八亿市斤粮食，至少可以养活200万人。

1950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谈“标准米”》一文：

过去大家所习惯的粮食加工标准，只顾到米的白净美观，却不知道（或者是轻视了）这种过分把米碾得白净以后，米里原来含有很丰富的营养素，同时也就是我们身体所迫切需要的养料，竟被一再碾磨而弃之尽尽。真是所谓“弃其精华，留下糟粕”，在爱吃白米的南方人中，就常生一种叫“脚气病”的，就是因为白米中缺少了维生素乙1（vitamin B1）的缘故。

1950年4月14日上海《青年报》，刊登了倪章祺的文章《人人吃九二米》。文章介绍说：“九二米的营养价值是不是比精白米低呢？我们说，非但没有低，反而要高得多。”文章最后呼吁：

九二米是最合理想的标准食米，我们青年应该积极协助政府向社会进行宣传，说明它对节省粮食消耗、增进身体健康的作用，劝大家都吃九二米。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

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

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俗称“满天飞”。后来每个省有了自己的省粮票，俗称“吃遍省”，某些市还有自己的市粮票，俗称“本地吃”。

之后，食用油票、布票也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泽东选集》）不用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

城镇粮食的凭折定量供应始于1955年，国家规定居民口粮按照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在这种物资奇缺的时期，被称为“宝中之宝”的粮食，以这种方式被国家严格控制。

几乎每个城市都滋生出倒卖粮票的地下黑市交易市场。将粮票换成人民币，全国粮票价格最高，省票次之，市票最便宜。因为同样一张粮票在不同地区倒卖的价格不一样，城里和城外，镇上和县里，都存在差价，于是很多人偷偷摸摸干起了这边收购那边倒卖的“投机倒把”勾当，抓到了可是要被扭送派出所并被全部没收的。

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斤4两；红白糖各4两，鲜蛋2个。6两肉两筷子就夹没了，却是一人一月的定量，真是少得可怜。所以那个年代肉食店营业员最吃香，大家都想跟他们搞好关系，以至于在买肉的时候能弄到肥肉，有点儿油水解解馋。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几乎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户口本控制“盲流”进城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为了努力实现工业化，工厂新招收了几百万工人。但是，中央政府发现，这些新工人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寻求非农就业的农民，于是下令禁止国有工厂继续从农村招收工人。并且，政府开始控制农村“盲流”进入城市，从此，“盲流” 一词特指那些在城市工作但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

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文件要求，全户或个人迁入或迁出县级行政区时必须向县一级政府报告和领取迁移证。

不管怎么说，1958 年以前，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并不严格，人们还可以相对自由地迁徙。1958 年 1 月 9 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七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因此产生。

小小一册户口本，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束缚力呢？户口的作用与它被赋予很多功能有关，户口与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公民的权益挂起了钩。

户口制度在“大跃进”期间受到严重干扰。1957到1959年“大跃进”期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5%增加到20%，国营企业工人从1957年的1500万增加到1960年的3900万。“盲流”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但有没有粮食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大跃进”之后，经济受到破坏，严重的饥荒横扫中国大地，特别是边远的农村地区。1961到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800多万工人和50万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下放到农村。从此以后，维持严格的户口制度再也没有受到质疑。

户籍制度维持的是城乡差别。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的主人公孙少平的个人经历与爱情悲剧，就是因为“泥腿把子与公家人之间的鸿沟”，因为城乡二元对立。但是在50年代的国情下，这种户籍管理制度实属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