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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里人住着“四合院”

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里最常见的住宅是四合院。如今散落在市区的名人故居和王府一般都是比较正宗的四合院，如前海西街的恭王府。近年来北京的高楼大厦越建越多，四合院已经不多见，现在只在二环路还有两片较完整的四合院区，再过些年怕只能在影视剧里一睹它的尊荣了。

四合院的典型特征是外观规矩，中线对称。正宗四合院一定要有正房、东西厢房和中间庭院。讲究的四合院除了大门，还有第一进院、大堂、第二进院、书屋、住宅等，两侧有厢房。各房有走廊和隔扇门相连接。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之后，四合院也进行了公有化尝试。当时北京城里的四合院多是私人拥有产权，北京全市约有房屋120万间，其中92万间都是私人产权。北京的城市建设，使得一大批农民工到了北京就转成了城市户口，但他们没有房子，都在单位临时盖的集体宿舍里。四合院的公有化尝试，给许多面临结婚生子的外来务工青年打开了方便之门。

四合院按人口多少分配面积，一般人家都分到一间房，少数人家分到两间房。这样一来，一个四合院里就住进了七八户、十来户，有的甚至住进了几十户人家。他们将厨房安置在庭院里露天烹饪，走到胡同底去使用几十户人家合用的唯一的一个公共厕所。

比四合院差一些的住宅是排子房。“排子房”也叫“兵营式住房”。据说，这种坐北朝南、成行成排的房型，是清康熙年间用来给八旗子弟兵和他们的家属们临时居住的。由于这种房型节省材料、便于管理、向阳保暖，那时被广泛采用。

这种房排与排的间距大致三四米，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等生活设施，每间14至16平方米。有的把中间一间前后隔开，配给左右邻间，就形成了两个一间半的“刀把房”，前间朝阳，后间只有北向的后窗。

这种房子进深短，一开门室内一览无余。大多数人家用“阳光换厨房”，挡住自家向阳的前窗盖起小厨房，由于终日难见阳光，室内大多“黑糊糊、油腻腻”。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排子房”把门的首户大多是公共厕所，卫生条件差，老街坊们管这叫“闻着味儿回家”。

潮人参加“周末舞会”去

马克·吕布是20世纪50年代首位获准进入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后来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来到中国。1957年左右，他在北京拍摄了一张照片，是一位普通的北京工厂职工结婚的舞会。舞会场地像是工会办公室，或者是工厂夜校的教室。在照片上，男性穿着灰黑的人民装和干部装，女人在她们的棉袄外套了一件花罩衫。

尽管是婚礼，但人们的表情则都很严肃，甚至呆滞。前景中有三对男女，他们虽相拥而舞，但相互没有眼神的交流。左边一对，男的无精打采，头发梳理得相当整齐，女的抿起嘴把脸转向另一侧，好像在想心事；右边的两位，我们只看到一个男人的后脑勺和脖子那儿露出的一截花格围巾，他的女舞伴似乎正在走神，面无表情地斜视着画面外的一个什么东西；中间一位小伙子低垂双目，好像连话都不想说，而那个握住他手的姑娘，略有羞涩之意，只有她的表情，保留了一点鲜活的可以捉摸的人的情感。

那时候，大城市几乎各单位都要举办“周末舞会”。这种“周末舞会”也几乎成了50年代城市人最具吸引力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舞会要求非常严格，参加舞会的人的仪表与着装都要整洁。男同志头发不能太长，必须剃过须。衬衫领扣、袖扣都要扣好，热天也不能穿西装短裤。女同志不能披肩发，裙子长度必须过膝，或者穿长裤，除文艺工作者化淡妆外，一般都不化妆，展现一种健康的自然美。

在舞会进行中，场内秩序井井有条。比如跳快三步，必须朝一个方向转，因而舞场里大家的动作整齐划一，体现着那个时代的集体主义精神。跳舞的人脸上可以稍稍有点愉悦表情，但又绝不能流于轻佻。

一些青年人参加舞会、上舞台，也想化化妆。1956年5月11日上海《青年报》介绍了怎样化“青年妆”：

化妆开始先擦上些凡士林，塞住毛孔，就可以上底彩了。底彩一般用棕色加肉色，嫌黄时可添上些嫩肉色。

打好底彩后，就画鼻子。一般用大红油彩加黑眉笔或黑眉膏（黑油彩太稀容易滑掉）。画鼻子时，不能给人有线的感觉，要中间深，渐渐往两边淡下去，使人看上去是个柔和、自然的立体。

在介绍了画眼睛、画眉之后，文章继续说：

接下来是上面颊红，它的作用很大，可以利用它来改变脸型……男同志在打面颊红时（红色加点棕），要擦得淡些，女同志要鲜艳些。

在那个年代，这就叫化妆了。

1956年某一天的《人民日报》，对上海的舞会提出批评：

举行舞会的风气，目前在上海的工厂、机关里颇为盛行，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倾向：铺张浪费者有之，贪污腐化者有之，聚众斗殴者有之。

据调查，国营上海广播器材厂等三个工厂其中有两个厂自己都有不小的场地，但举行舞会却要去租用大舞场。他们几乎租遍了原来上海出名的跳舞场所，什么四姐妹舞厅、爱而林舞厅、大沪书场……都有过他们的足迹，排场大了要花钱，于是就采用卖舞票的办法，票价由一角、两角甚至卖到六角、八角，有时竟出现了“黑市”，贪污票钱的事，当然也随之出现。

到了60年代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中央下文明令禁止举行舞会。

温情脉脉的互助储金会

20世纪50年代，很多家庭有接好几个孩子的情况非常普遍。当时没有口服避孕药，只有几种操作麻烦，效果也不是很有保证的外用避孕手段。即使有些夫妻不想多生孩子，但也无法跟良好的生理功能相抗衡。

而且，那时候对人工流产的规定也非常严格。如果本人不是因为健康原因，或者医学上认为的必须，而是由于自身工作、学习上的需要或子女过多想要实行人工流产，机关干部须经该机关的人事部门负责人批准，市民则须经街道委员会证明，医院才会施行人工流产。

1956年出版的一本宣传避孕的小册子，就从一对普通夫妻的烦恼引出这个话题。丈夫是机关职员，妻子是纺织厂工人，孩子越生越多，他们的生活也从刚结婚的轻松愉快，渐渐演变到烦累不堪，靠工资养活几个孩子和父母，怎么精打细算都觉吃力，经常还没到月底财务上就青黄不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