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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当时,一些地方规定,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疗效还行。”

鉴于农村严重缺粮的紧张形势,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代”即代食品)的要求。11月14日,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困难。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实际是人把烧火做饭的燃料拿来吃了。

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野苋菜、洋槐叶、鸭跖草之类,其实是人在跟牲畜抢饲料。

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小球藻是一种球形藻类,直径仅数微米,体内有一绿色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中。小球藻最初是用来当猪饲料的。

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制作“人造肉精”的方法并不简单,需要进行试管培养、生产培养和成品处理。光是往试管中倒入配制的以麦芽糖为主成分的基液,接入菌种,在25℃~30 ℃ 的保温箱中培养2~3天,这个程序就不是一般人能够操作得了的。在20世纪60年代,电力紧缺的情况下,不算人力,光是制作“人造肉精”的耗电量就显得得不偿失。

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从此,中国国内大规模用人尿来培植小球藻。人尿含有丰富的营养物,可以满足小球藻生长繁殖的需要,用纯人尿培育小球藻不但繁殖快,产量高,成本低,取材容易,而且方法简便。高蛋白的小球藻作为粮食的代用品,拯救了当时很多人的生命。但由于不会处理人尿中的毒素,也造成了一些人中毒死亡。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集和生产各种代食品,不失为一种动员群众渡过难关的办法。不过,许多代食品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可言,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高价商品政策

1962年4月1日、20日、5月15日,国家先后对茶叶、自行车、酒、手表、砂糖等商品实行高价政策。

1962年的高价商品,扩大品种。除了西藏云南外,全国都推开。2月推出高价自行车。当时的平价车,每辆约160元左右;河北定价为每辆650元,广东定价为每辆590元。河北按此价格推销十多天,共售出4292辆。因此中央决定从4月起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开,同时在城市停止平价销售。从6月起城乡均销售高价自行车。

3月推出高价钟表。钟的高价比平价平均提高1.5倍,表的高价比平价平均提高1.73倍。

4月推出了以下品种:高价茶叶,比平价提高3倍左右。高价针织品,比平价高3.09倍。提高酒类销售价格,目的在于回笼货币和促进节约粮食酿酒。从4月2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对外宾、外侨设专门商品议价供应。提价的幅度,名酒(包括全国名酒和地方名酒)提得高些,大体比平价增加4~5.7倍,如贵州茅台,原价每斤2.97元,提高为16元,增加4.4倍;辽宁千山白酒,原价每斤1.2元,提高为8元,增加5.7倍。露酒次之,大体提高1.6~3.3倍,如山东金奖白兰地,原价每瓶3.53元,提高为15元,增加3.2倍;吉林通化葡萄酒,原价每瓶1.14元,提高为3元,增加1.6倍;啤酒再次之,大体提高0.8倍,如青岛熟啤酒,原价每瓶0.38元,提高为0.69元。高价卷烟,比平价高4倍左右。

5月推出照相和照相材料价格。照相提价50 % ,印照片提价100 % ,胶卷提价75 % ~125 % ,胶片提价150 %;不分城乡一律按此价格执行。

从1962年下半年起,国家的高价政策逐步回落。(以上内容参考陈明远:《1960-1965年的高价商品出台》)

另据上海吴淞区志记载,1964年高价商品从16种减少为13种,物价普遍下降,上海牌半钢手表每只从100元降为80元,永久牌自行车每辆从185元降为173元。1965年市场价格继续稳中有降,至年底取消高价供应,与1963年相比零售物价总水平下降3.85%。

此后,根据经济形势的好转和集市价格的回落,又陆续调低了高价商品的价格。到1965年底,高价商品只有高级针织品一种,1969年退出高价。

全民穿军用服装

1964年5月17日,在上海南京西路高美服装店,一位顾客同营业员发生了争执。

争吵的起因是女顾客要求把一条灰色的华达呢裤子改成“小裤管”——类似于今天的所谓“西裤”。

营业员在接活的时候就申明:“裤脚过窄的裤子我们是不能做的。”

女顾客试样时发现,果然没有按照她的意图改裤脚,便再次要求改小。营业员说:“再改小就要形成包屁股的小裤脚了,这种奇装异服是不受欢迎的。”顾客很生气:“给我做的裤子式样不称心,你们没有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反正我付钱你交货,定做就是为了称心如意,你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营业员义正词严:“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制作有害社会风尚的商品。”顾客反问:“难道我做一条小裤脚裤子就影响社会风尚吗?做一条小裤脚裤子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吗?”

的确,在那个时代一般人的心目中,今天看来普通的西裤却是典型的“奇装异服”。

60年代,孩子们冬天多穿棉袄棉裤,套制服外罩。无论胖瘦,人人臃肿,看上去身材都差不多。后来出现一种制服式棉袄,将棉袄和罩衣合二为一,但臃肿依旧,且拆洗麻烦。倘为了硬充帅哥而不穿棉衣冻着,则被称为“耍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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