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一辆飞鸽牌自行车的价格是八十几元，而一位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三十元左右。所以，买一辆自行车要攒大半年。

50年代，自行车还是很稀少的消费品。到了60年代之后，自行车才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缝纫机、手表、自行车被列为三大件，成为一个家庭富足的象征。人们谈论“飞鸽、永久”，不亚于今天人们谈论“捷达、富康”，谁家的自行车丢失了，公安局、派出所会立刻侦破。在以轿车为高官专属的年代，自行车是百姓的自豪。

60年代，28锰钢车、半锰钢车成为自行车里的俏货，像永久13型、17型，凤凰18型等等，都是大链套、电镀单支架、电镀后车架、转铃，即所谓原装“高配置”。和这几款车有一拼的是天津产的飞鸽大链套，但支架是黑漆把后轱辘架起来的那种，铃也不是转铃。这几款车是当年最先进，也是最新潮的自行车。

可是，在那个商品凭票供应的年代，若是手中没有票，即便有钱也没法拥有一辆“永久”自行车。普通一辆自行车价格在120元左右，最好的PA13型车则要更高一些，而在黑市上一张“永久”自行车票竟然要卖到将近100元。那时，谁家有张车票，就会像一阵风一样在邻居间迅速传开。谁要是新买一辆锰钢车更属于爆炸性新闻，其震撼力相当于眼下谁做了一笔大生意，弄不好家里就会成了邻居们免费参观的展览厅。当时，许多人因买不起或买不到“永久”车，甚至选择买一堆“永久”车配件来自己组装成车。

至于外国自行车，因为没有正规的进口贸易渠道，市场上根本见不到，但不是绝对没人见过。像英产的凤头、三枪，日产的富士等，在大街上偶尔飘过，准能够闪瞎人眼。那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甚至“二战”时期的旧货。三枪牌自行车，商标就是三杆枪，据说，它的材料来自一战后剩下的武器。

在60年代的城市，娶媳妇的时候用两三辆“永久牌”接新娘子，那就算排场够大的。不过，说不定没一辆是自己的，都是借来的。

北京建中国第一条地铁很神秘

1965年7月1日上午9时，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典礼在京西玉泉路西侧两棵大白果树下举行。市长彭真主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邓小平、罗瑞卿等出席了开工典礼。杨勇讲话，提出了地铁建设三条原则:“地上服从地下，交通服从战备，时间服从质量。”会后，年近八旬的朱德拿起扎着红绸的铁锹，为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破土。

不过，出于战备工程的保密考虑，开工典礼当天，组委会只邀请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少数几个新闻单位参加，并明确表示地铁开工典礼的消息不登报，只作为内参保留。

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就这样神秘地开工了。

当时路上车辆很少，施工并没有对交通造成多大影响。

1969年10月1日，第一辆地铁机车从古城站呼啸驶出。经过四年零三个月的紧张施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通车了。虽然比原计划晚了一年多，但总算赶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时候完成了。

由于是战备工程，并且在设备调试和管理调度上都缺乏经验，在1969年10月通车以后，地铁只是小范围接受参观性质的乘客。想乘坐或参观地铁，都需要持单位统一领取的参观券。当时地铁是北京一景儿，不少外地单位都组织人来参观，一队一队的人马，前面还专门有人解说。而且地铁站还划分了级别：北京站、前门站都是甲级站；古城、苹果园站则是丙级站；剩下的大都是乙级站了。

有人收藏了一张地铁开通当年的车票。这张票为蓝色，票上写有“北京地下铁道参观券”字样。票身左侧还写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

这句话是1965年北京提出修建地铁的报告后，毛泽东给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批示。

1971年1月15日，地铁公主坟至北京站路段开始试运营，票价1角。

两年后，试运营线路扩大到苹果园至北京站。1972年底，北京地铁由原凭证出售地铁票改为免证件出售地铁票，单程票价仍为1角。可别小看这1毛钱，当时一斤肉也就一两毛钱，一般工人的月收入只有几十块钱。因而，乘地铁在当年绝对是高消费。

1角的地铁票价持续到1987年底。

60年代，人民生活很艰苦，很少有什么旅游。旅游的概念，基本上局限在接待外面的客人。

早在1956年，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回国探亲旅行的人数日益增多，全国各主要城市相继成立华侨旅行服务社。随着中国外交活动的开展，1956年、1957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先后与苏联、东欧、蒙古各国以及23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旅游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开始接待自费的外国旅游者。在前期，如1957年，苏联、东欧各国的旅游者占总数95%，直到60年代中期，如1965年，才转变为西方游客为主，占总数80%以上，然而每年外国旅游者入境总数仅在四五千人。

1964年11月2日，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召开第一次旅游工作会议，确定：1965年接待8000人，到1969年达到4.5万人。五年可收入4300万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

60年代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天，上海华侨饭店来了两位老太太，她们是从新加坡回国的，服务员刘丽蓉走过去热情招待。临走，她们便把找头2元多钱送给刘丽蓉，说：“大姐，这是点小意思。”刘丽蓉告诉她们，如今国内早已不收小账了，请她们收回。不料这一来，引起了老太太好多话。她说：“在新加坡，在香港，是什么都要小账的，饭店收小账，旅馆收小账……连上厕所也要给小账。”她又说：“记得国内过去也是收小账的啊！”

刘丽蓉说：“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事了。”

“是啊，是新中国成立以前。”老太太说：“可你们现在招待得这样好，又连这点‘小意思’都不肯收，倒真使我们过意不去呢。祖国真是变了样！”

确如老太太所说，小费在中国也有着一段历史，在过去，小费也叫“打赏”。但在新中国，特别是在反修防修、兴无灭资的60年代，即使有人给，但谁肯收小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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