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花与刻剪纸

60年代，在女孩子中间很流行绣花。

那时候，绣花要先找别人借来绣样，然后到文具店买坐标纸，用圆珠笔将绣样一点点扩展到坐标纸上，然后去买彩色绣线，按照坐标纸的比例，将图案绣到布上。

拥有绣线的颜色越多，越让人羡慕。绣线是花很多时间慢慢配齐的。面对绣样配色这一关，很能考验一个人的审美。颜色既要鲜艳，搭配出来还不能俗气，一种颜色也可以呈现出多个层次，造成渐变的效果。总之，门道多了。

另外，坐标纸很难买，有时候去好几次文具店才能买到，圆珠笔点图案也很难，点错了，那张图就不能用了。那个年代，女孩子们主要绣一些枕套、桌布、玻璃杯上的盖布等家里的小用品，最大的绣品工程是蚊帐上那个床帘。

最有名的绣样是“喜鹊闹梅”和“金鱼戏水”。若是有闺蜜结婚，女孩就会绣一对枕套送给他们。采用上面两个图样中的哪一个都可以，都很吉祥。

60年代，在孩子们中间还悄悄流行起了刻剪纸，而且立即就风靡了全国，不论男孩女孩都很喜欢。

当时使用的工具，一般是大人用过的单刃或双刃刮胡子刀片，还需要准备一块垫在桌子上的玻璃，纸张是彩色油光纸，也就是蜡光纸，有大红、粉红、橘红、深蓝、湖蓝、黄色、深绿、草绿、紫色、白色和黑色，最受欢迎的是黑色和大红色，最不受欢迎的是粉红色和白色的。蜡光纸很贵，一般小作业本大小一张要2分钱。几乎所有的文具纸张店都有卖的，因为买它的孩子不少。

刻剪纸之前，先把人家已经刻好的剪纸铺在玻璃上，反盖你自己的一张油光纸，用粗芯铅笔反复涂抹，把这个凹凸的纹样拓下来。

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刻剪纸花样“文革”气息浓郁，向日葵忠心、毛主席、林彪、江青、军舰以及八个样板戏，除此之外也有些民族妇女头像。孩子们必刻一套红色线路图案，包括韶山冲毛主席诞生地、井冈山黄洋界反围剿处、遵义会议会址、延安宝塔山、北京天安门放光芒，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并列的侧脸四分之三像。

当年的剪纸都用刀子刻，先刻里面琐碎的，再刻外面的，最后也用剪子铰。衬垫先用玻璃，后用木板，硬纸板。用玻璃做衬垫容易刻破刻断。蜡光纸那么贵，所以要小心刻，最怕完成了大部分，却在接近大功告成的时候不小心刻断了一根线。

刻好后的剪纸夹在书里，在同学之间相互比较和传阅欣赏，有时候也可以拿来以物易物，换取别人某样东西。

60年代的生活，艰苦在先，狂热在后，政治、革命，不断地干预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大革命”持续到70年代，终于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原地踏步，改善甚微。国家和人民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保守着的文艺作品

1978年，日本电影《望乡》在中国上映。在影片中，研究亚洲女性史的圭子（栗原小卷饰），为了调查海外卖春的情形，而到当年输出卖春妇最多的九州岛原及天草，采访一位二三十年代到海外卖春的阿崎婆（田中绢代）的一生。影片从一个侧面，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罪恶。

一些人看到一部公然描写妓女的影片上映，勃然大怒，在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要禁止和批判这部“黄色电影”。结果有关部门又剪掉了一些镜头才重新放映。

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有很多人抱着看一场“黄色”电影的心态买了票，却在被主人公阿崎婆深深感动之后走出了影院。

后来还有一部日本影片《人证》，同样吸引了中国观众。有人为了看片中一闪而过的光屁股撒尿的镜头，而反复观看影片。但更多的人，则为影片中妈妈为了维护自己的名望、亲手杀死自己儿子的情节所震撼，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看过一部对人性开掘得这么深的影片。

影片的主题歌《草帽歌》，以女主人公八杉恭子的黑人儿子焦尼的口吻唱出，深沉、哀婉的歌声表达了儿子对母亲的眷恋和失去母爱的悲哀：

妈妈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那草帽，很久以前失落了

另一部引进的日本影片《追捕》，毫无争议地占据了中国观众的心。影片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把充斥中国荧屏的以唐国强为代表的奶油小生们，一举打入冷宫。

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国男青年的第一代梦中情人。

片中的经典对白流传至今：

“跳啊，跳啊，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不是也跳下去了。”

1979年5月，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在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王子与灰姑娘在欧洲中世纪华丽宫殿中接吻的剧照。

接吻照片的刊登，引发了风波。

一位读者写给《大众电影》的信中称：“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

70年代末，在广州雕塑院的唐大禧，创作完成了雕塑作品《猛士》，作品还有一个副题——献给为真理而斗争的人。

这部作品，唐大禧选用一裸体女子骑在奔驰的骏马上，集全身之力，引弓蓄势，猛然释放的一瞬间。旨在表现“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迫害的女英烈张志新。

之所以用裸体少女，唐认为这样更显大无畏，也能体现对革命的赤诚、真诚和坦诚。而马，自然就是时代风云变幻的象征。

1979年10月，“广东省美术作品展”正式开展。在这次展览中，《猛士》获得了优秀奖。尤其是其裸体女子形象，直接引发了此后的大争论。

当时的观众对作品并不叫好。相当多的人认为其“下流”、“出格”、“不合国情”。

也正是有这样的争论，《猛士》最终未能前往参加全国美展。

同样是在1979年10月，由张仃、袁运生、袁运甫等艺术家共同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宣告完成。其中，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绘入3个沐浴的傣家女裸体，也一并展出。

民众的反映，颇为热烈。壁画出现后一个多月，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

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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