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三

宋代至清末，无论哪级衙门前，都竖着一块石碑，名为《戒石铭》或《戒石》。

北宋初年吏治腐败，朝廷官员贪赃枉法，“罔顾宪章”、“ 黩货厉民”。宋太祖、宋太宗“亲见五代贪吏恣横，民不聊生”。采取一系列惩治贪污腐的措施，对犯者“用重法治之”。将官吏贪赃列为不赦之罪，下令“京朝、幕职、州县官犯赃除名，配诸州县者，纵逢恩赦所在不得放还”。然而贪赃官员仍若蝇蛆般滋生不绝，导致朝纲混乱，百姓苦不堪言。为使官员有所警戒，宋太宗赵光义御制《戒石铭》，颁布天下道行，以补其严法之不足。

《戒石铭》简洁明了，内容为：“尔俸而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洪迈《容斋随笔》中说：太宗皇帝书此，以赐郡国，立于厅事之南，谓之《戒石铭》。

《戒石铭》并非太宗皇帝原创，摘自五代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原文作于广政四年（941年）五月，名为《戒百官文》或《颁令箴》，共24句，全文为：“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合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乙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役是切，有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赵光义仅取其中16字，言简意赅，警示官员切莫贪腐。

《戒石铭》颁行天下后，随即成为官箴。大诗人黄庭坚受太宗皇帝之命，援笔书写，刻成石碑。碑额中间竖刻“圣谕”二字，两边饰有线刻云纹，中间竖写16字铭文，立于各级署衙之南，仪门与大堂之间，正对大堂门，或建石坊以明之，或建亭榭以覆之，目的是让堂上胥吏时时面对，以为座右铭。据河南内乡县发现的《戒石铭》，石碑除朝北正对大门一面刻有16字铭文外，朝南一面还有“公生明”三字。有皇帝御诏，《戒石铭》成为各地官署衙门必备形制，《水浒传》第六十一回中写：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 连文学作品中也提及此碑，可见当时《戒石铭》流传之广。

官场腐败是集权政权的痼疾，很难根绝。虽有皇帝御碑警示，宋朝最后仍亡于贪腐。至北宋末年，官员纳贿枉法，吃喝成风，“一筵之馔，有及数百千者，浮侈相夸，无有世极。”朝廷不得不下令限制吃喝规模，规定发运、监司不得超过三百贯，其余每司不得超过二百贯。官吏“广殖赀货”，“田产跨连州郡”，宋徽宗多次御笔下诏，仍难杜绝贪腐之风。北宋最后亡于金人入侵，其实是吏治腐败带来的必然结果。

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后，沿袭宋制，仍将《戒石铭》立于各级官署前。至今保存于山西省芮城县文博馆的《戒石铭》刻于大金明昌元年（1190年）九月，全文用楷书写成，虽已非黄庭坚所书，其形制与所立位置与北宋基本相同。金朝虽是游牧民族政权，在其统治期间，仍然奉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尊崇儒学，以至元朝时亡金故老喜言“金以儒亡”，此言虽不一定正确，但至少说明女真人统治期间已全盘汉化。更重要的是金朝同样是个集权政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官员贪腐。以至女真人在接受中原农耕文化的同时，也被拉下马背，使一个凶悍的游牧民族变为纸醉金迷的贵族。

宋金以后，官署衙门前仍立有《戒石铭》，但其内容、位置都与宋金有所不同了。元时，文人徐琰曾将宋太宗的铭文改为：“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法。”明清两代则直称为“戒石”。明代“戒石”内容与宋代相同，仅位置与装饰有所改变。至清代，虽还有用宋代铭文，却也有所改变，文学家袁枚就曾以为“宋太宗戒石四语太简，衍为六章。”写出《书戒石》一诗。

集权王朝根本谈不上法制，历代《戒石铭》都有一个特点，朝廷法令不能制约官场腐败，只好寄托于天，让官员产生畏惧。如今，无论《戒石铭》还是《戒石》都成为文物，记载着宋代以来各朝为制约官员腐败所做的努力，然而，纵观中国历史，各个王朝无一不覆亡于官场腐败，《戒石铭》是对官吏的警示，其实也是个见证，记录着集权王朝的吏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