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义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在长安创办太学，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国立大学。

《礼记·王制》记载：“王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这里的“辟雍”，就是国立大学的雏形，诸侯国国都设立的“泮宫”，就是标标准准的地方大学。可见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国立大学，只是不够完善罢了。真正的国立大学，还应该从汉武帝设立的太学算起。

太学创办之初，规模较小，以后规模逐渐扩大。汉武帝时只有50人，汉昭帝时100人，汉宣帝时200人，汉元帝时1000人，汉成帝时3000人，王莽时增至10000人，到了东汉质帝时“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30000名在校学生，这在今天，也是规模不小的大学。在今天河南省偃师县佃庄乡太学村的东汉太学遗址上，我们还能看出当年太学的规模。“凡所结构达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给这些被称为“诸生”、“太学生”、“博士子弟”的学生上课的除了一些名儒之外，历朝历代的帝王，也亲临太学，给学生授课，与学生联欢。《大戴礼·保傅》说：“帝入太学，承师问道。”刘秀曾多次亲幸太学，考究诸生学业，观看学生“雅吹击磬”，并给予物质奖励以劝学。《后汉书》儒林传和樊准传也记载，明帝“游意经艺，每乡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可见当时国家对太学的重视。

太学招生采取地方保送与中央选拔相结合的方法，要求学生必须“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入学年龄规定不低于18岁，但对于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最小竟招到12岁。汝南的谢廉、河南的赵建，都是“年时十二，各能通经，拜为童子郎”，颍川的杜安“少有志节，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不论出身，平民子弟也可以入学，只要学生容貌端庄，五官端正即可，地方推荐的杨终“年十三，为郡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学制规定8年，但也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因入学成绩参差不齐，优秀毕业生如果“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也可早日毕业。毕业后根据考试成绩进行分配，有的留在皇帝身边为郎，有的回地方为吏。据《史记》记载，每逢到了学生该毕业的时候，各地的官员都会早早地来到太学附近住下来，等着接毕业的学生去当地任职。司马相如、张骞、王充、张衡以及“东汉第一通儒”郑玄等等都是太学毕业生。

太学的历史地位不容低估，借鉴价值也不容忽视。它除了给当时的统治者培养出了大批人才外，也为后世办好大学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