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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北伐，怎么算才是好买卖？

蒋介石发急了，为的是钱，是军饷。

这是1926年的深秋，江西南昌城下，炮火连天，爆炸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火光烧红了半边天空。

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紧守城门，前线督战的蒋介石指挥着北伐军一味冒险猛攻，火攻两天两夜，尸首遍野。

北伐以来，蒋介石一路凯歌，全军将士气势高涨，但一进入江西就遭遇孙传芳的顽强抵抗，在南昌出现了拉锯战。

这时后勤官提醒他，大军的伙食费快用完了。军需吃紧让蒋介石火上浇油。他急吼吼地发电文给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和财政部长宋子文称：“今日总部只存万元，而前方催发伙食，急如星火，窘迫至此，无以为计，中正唯有引咎自裁，以谢将士而已，如何盼复。”

总部就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用自杀要挟，可见问题之严重。蒋介石生性好横，脾气火爆，逼急了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怪他自己。枪炮一响，黄金万两，他身为总司令，应该知道打仗是要花大钱的。但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开战后北伐进展会如此之神速，开销会如此之大，10万军队的总部只有万元经费！

这又不能怪他，蒋介石只是一介武夫，不是会计，而且他对战事的判断也很近视。当初制定北伐计划时，他认为北伐军最多能打到武汉就不错了，军事预算是按三个月计算的。没想到北伐军不到两个月就占领了武汉，按照这样的速度估计年底就能搞定长江流域。

就在这一年的9月中旬，蒋介石带着人马顺风顺水进军江西，春风得意马蹄疾，眼前是一片光明。他提出了“一星期攻下南昌，10日内应抵九江，与鄂省联系一片，再会中州”的计划，可惜的是灿烂的愿景中却有不祥之兆，就是军费拮据。军饷奇缺让他头大了。

1926年4月3日，北伐前夕，蒋介石曾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他精心谋划的北伐大计，并计划军费开支数目：“出发时应备足两个月军费，战时，每员每月以30元计算，如准备两个月，则需筹足500万元。”

广州国民政府确实筹备了军费500万元，供两个月用。但是不到两个月，北伐军便占领了武汉，蒋介石信心高涨，跃马扬鞭地指挥军队开进江西，要一鼓作气拿下南昌。战事的进展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计划，各地军队也纷纷前来依附，请求改编。兵马多了，军饷也就要得更多了。

1926年11月24日，蒋介石又十万火急地发电给宋子文：“查前方饷糈万急，兼之时已严冬，各军将士饥寒交迫，冬衣待需在即，服装及10月份经费，应如何拨济，兄应负完全责任，祈勿漠然视之为盼。”

蒋介石说话已经毫不客气了，你宋子文要负责的，别把他的话不当回事，少了军饷，要找你算账的。

1926年7月9日，39岁的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统率陆海空三军，誓师北伐。

盘踞西北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拥兵15万；直系军阀吴佩孚，约有兵力20万，占据河南、湖南、湖北和直隶南部；直系“后起之秀”孙传芳，有兵力20万左右，割据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据有东北的“满洲虎”张作霖，兵力30多万。

相比之下，北伐军仅有广东一地，总兵力不过10万人。北伐军采取了“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策略，各个击破，竟然一路捷报。

但是军事顺利，军饷不利。

没有钱，枪炮就打不响，枪炮打不响意味着什么？当年，孙中山一到南京才发现各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后急需行政开支，地方税赋基本上都被就地截留，根本不上交南京临时政府，反而向其要求拨款；关税收入则被列强以“中立”的名义冻结。临时政府几乎没有什么财源。

没钱，发不出军饷，天天有军人到南京陆军部来闹。据说有一次，安徽军人索要军饷，万分火急，孙中山批了给20万元，但是领款人到财政部，却发现金库里只有10块大洋。有军人已经放出话来：“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

庞大的财政压力和对军队哗变的担忧压得孙中山喘不过气来。孙中山、黄兴不得不转向外国列强求救，以租让满洲为条件，要求日本紧急提供1000万元借款；以全国赋税为担保，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150万英镑，但都空手而归，只从日本大仓洋行处获得300万元。

最终，孙中山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接受和议。1911年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两天后，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与此同时，袁世凯顺利地从汇丰、花旗、德华、东方汇理4家银行组成的银团得到了大量资助，这4家银行分别代表着英、美、德、法4国。白花花的银子从4家银行的库房里不断地运送进袁世凯政府：3月9日110万两，5月7日300万两，6月12日300万两，6月18日300万两。

袁世凯有了大把大把的银子，坐上大总统的位子这才算颇有底气了。

前车之鉴，蒋介石绝不愿意因钱而吐血，更不愿意被钱逼得退位。何况这个雄心勃勃的宁波人绝不满足于一个总司令的位子，他还要一统中国，但他必须尽快解决军饷难题。

蒋介石一催再催，但广州国民政府油水已干，财源已尽，根本无法支付庞大的北伐军需。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自己去找新的财源了。

作为浙江人，作为上海滩曾经的一个股民，蒋介石似乎和上海有着天然的缘分。蒋介石清楚在全中国，上海滩最有钱；在上海滩，最有钱的则是由一群大商人组成的江浙财团。他脑海中浮现出江浙财团大亨们的身影。

如今在任何版本的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里都能找到对1927年4月发生在上海的血腥屠杀的叙述。权威的《辞海》（1999年版）对“四一二”事变有这样的解释：“在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内部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集团加紧勾结大资产阶级，准备背叛革命。”

在这群所谓的大资产阶级中，首先露脸的是这个人：中等个子，清秀的脸上架着黑边眼镜，镜片中透出坚毅和精明的眼神。他叫陈光甫，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