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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消息让陈光甫很忧心：工人不好好干活，动刀动枪的，工厂不像工厂，银行不像银行，那实业界还有什么希望？工厂办不下去，银行也就办不下去。深受西方教育熏陶、讲究规则和法律的陈光甫自然不喜欢梁山好汉式的快意恩仇。

还有，上海银行武汉、长沙分行已经有了职工会，职工会里不会有枪吧？陈光甫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相信绝对不会，因为他从开业起就反复教育员工：“银行是我，我是银行。”

这一年，为了安全起见，陈光甫已经陆续关闭了各地十几个分支机构。

1926年的冬天格外阴冷，外面起了风，呼呼作响。

飘摇中，他必须抓住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

此时，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不断地将南方的情况通过电报发给陈光甫。

这位个子不高、超级精明的银行家也是江浙财团的中坚人物，有着不一般的政治智慧。

贝祖诒的父亲贝哉安是陈光甫的好友，在1915年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时曾对他出手相助，还协助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型旅行社——中国旅行社，随后担任其苏州分社经理。

贝哉安有5个儿子、4个孙子从事银行工作，可谓教子有方。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三子贝祖诒。贝祖诒，号淞荪，生于1892年。25岁时，贝祖诒成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创始人，后又兼任广东分行总经理，可谓年少得意，事业有成。因为驻站南方，贝祖诒对广州的形势更清楚，陈光甫一直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8月31日，贝祖诒来电称：“北洋军阀诚如尊论，已等于晚清之绿营，暮气太深，如能早日淘汰，即是中国之福。”

言下之意北洋势力气数已尽，中国银行绝不能为其陪葬。

9月29日，他来电认为形势不明：“日来消息似南军在赣鄂边界略为失利，究竟是否系诱敌深入，以备一击歼灭之计，抑真为孙军所败，不得而知，但两方实力尚未接触，可为断言。”

这时蒋介石和孙传芳正在江西南昌激战，未分胜负。蒋介石心高气傲一味蛮攻，孙传芳部则顽强抵抗。

到了10月，军事形势已经明朗。18日，贝祖诒又来电：“粤方之意本以得赣为限，长江北部须俟整理就绪再行解决，中央政府原拟设在武昌。惟日前国民党开代表大会，忽主中央政府暂行留粤，不移武昌，意或须俟南京下后再谋迁宁亦未可知。”

12月初，贝祖诒又到九江、南昌和汉口打听详情后，从武汉发来电报，对时局提出三点看法：“第一，上游军事必须肃清，使商货源源流通，庶汉皋金融得以活泼。第二，财政收支必须相抵，万不可以金融界为筹款之门径。第三，劳资必须兼顾，使商界安居乐业，万不可有偏袒之弊。”[《上海银行家书信集（1918—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也就是说在长江一带北伐应尽快结束，以便商人做生意，因为打仗使得武汉市面很萧条。二是政府不能乱来，出了财政赤字不能打银行界的主意。这一点贝祖诒比上海的银行家们更敏感，也更有远见。三是劳方资方是手心手背，政府不能光顾“扶助工农”而打击商人。

贝祖诒忧心的是此时上海商人，尤其是各家银行经理们是否认识到这一点。他发电报告诉陈光甫，并央求他把自己的观点私下告诉身在上海的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字公权）。陈光甫和张嘉璈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人都是海外留学回来，所学都是经济，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几乎每天他们要交换一下对时局的看法。

于是，陈光甫对着电报沉吟了半天，拿起电话拨通了张嘉璈的号码。

这真是中国商界精英们的不幸，将大半的精力用于应对变幻无常的政治局势。

其实，对于政治，作为生意人的陈光甫并非敬而远之，他也不是一根脑筋的清高之人。

1911年11月上海光复后，他就和虞洽卿等人以上海商务总会的名义带着沪军政府都督陈其美的公函去苏州，成功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

1913年，孙中山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当时身为江苏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是支持孙中山的。可是没过几天，讨袁军纷纷失利，孙中山、陈其美等再度亡命东瀛，“二次革命”归于失败。袁世凯下令对革命党人大开杀戒，当他听说炮轰江南制造局的反袁兵舰，其开支来自设在上海的江苏银行，一怒之下下令追杀陈光甫。

追杀手令恰好被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麇看到。张与陈光甫是故交。江苏光复后，他曾经在江苏都督程德全下筹办民政，陈光甫当时为程德全管理财政。张了解陈的为人，且两人又是江苏同乡，自然有心救他。

张一麇便在袁世凯面前为陈光甫说情：“江苏银行的资金，是在军人持枪威逼之下才被取走的。陈光甫也是出于无奈。不妨留待进一步查明实情之后，再作处置。大总统一向奖惩分明，令人心悦诚服，万不可因此事落下话柄。”

袁世凯这才作罢。

之后张勋到江苏担任都督，陈光甫又因坚持银行的规矩得罪了张勋。主政江苏银行的经历，使陈光甫认识到在这种官办银行中任职，就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没有任何独立自主可言，更没有任何理想可言。于是，他决心创办自己的银行。

在1915年6月2日开业仪式上，拮据的陈光甫不敢办酒席，只能略备茶水应付过去。他后来回忆道：“连开幕时，不敢邀请钱业董事长朱五楼，恐遭其拒绝不来，可见其时狼狈情形。”

所幸在这期间，陈光甫得到了“贵人相助”。

1915年年底的一天，一个职员进他的办公室说：“经理，有人要见您。”

陈光甫正忙得不可开交，头也没抬说：“请他进来吧。”

来人正是当年留美同学孔祥熙。孔祥熙满面春风地握着陈光甫的手，告诉他：“中山先生委托我，给上海银行送来股金。”

陈光甫听后深受感动。原来，上海银行正在融资扩股，而此时，孙中山正流亡日本，组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他在百忙之中还能想到自己这个小人物，是何等难能可贵！

于是在上海银行的档案中，留下了一个叫“孔庸”的股东户名，股份10000元。

随着孙中山慷慨投股而来的，还有著名的宋家老太太，也就是宋子文的母亲倪桂珍，投来5000元股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