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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钱不算多，但对陈光甫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崇尚自由主义、极力反对政府干预的陈光甫也在日后和官方有了更紧密的关系，为个人的悲剧埋下伏笔。后来上海银行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银行，陈光甫也随之深深地陷入政坛纠葛之中。

面对孔祥熙的广州之邀，陈光甫犹豫再三。对孔祥熙的相助理当涌泉相报，不过，陈光甫这时更多的是考虑这次北伐对于上海金融界、对于自己事业的利害关系。

孔祥熙在1926年冬离开美国到广州，到达广州后担任国民党广东政治分会委员，并接替宋子文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代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成为后方财政大管家，跻身于国民政府高层。

陈光甫看见了墙上一幅书法“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那是大学者章士钊送他的。陈光甫凝神细看，忽然悟出了什么。

还是静观局势吧，他决定了。

资本从头到脚都插着政治的天线

蒋介石在江西为缺军饷抓狂时，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同样是坐立不安。他正在焦急地寻找新的财源。广东也算是中国的富裕之地，但已经被国民政府透支了，再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支撑庞大的军费。

在广州国民政府中，财政部长不是一个好坐的位子，在宋子文之前，坐上这个位子的有廖仲恺、叶恭绰、郑洪年、古应芬、邓泽如等，都是来去匆匆。政府财政困难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到了宋子文上位后才算是有点眉目。但现在蒋介石率大军北伐，政府财政因军费剧增再次陷入困境。

面对蒋介石不断的催款电文，宋子文苦苦思索，绝望之中蓦然回首，将视线投向了中国第一大工商城市——上海。上海滩有的是钱，最好的大楼都是银行。

宋子文太了解上海了，他就是从上海来到广州的。上海是他的出生地，他父亲就是在那里发的财。

北伐之前，广州政府已筹备到军费500万元，但仗一开打，兵力又扩充一倍。前方花钱如流水，立刻让广州政府感到巨大的财政压力，如鬼影不散。政府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横征暴敛的地步了。宋子文甚至还挪用了一部分父亲的私产。

早在北伐军出征时，军需就有问题。除第1军因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士兵每人能领到两双草鞋外，其他几支军队平均每个士兵连一双草鞋还领不到，入不敷出之状可见一斑。

蒋介石为此万分焦虑，又催宋子文，“后方接济如不负责任，前方何能作战？饷项所关兵心所系，成败胥在于此！”两人为军费产生了矛盾。

宋子文也急如热锅上的蚂蚁。

不错，上海这时已经是全国首富之地。

到了20世纪初叶，上海成了做生意的风水宝地，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财富和人口不断地向上海聚集。1927年，上海的人口（不含租界）已超过150万，公共租界的人口近100万，其中法租界的人口有10万以上。

江浙财团以异军突起的方式出现在上海滩上。这个汇聚了大量精英与金钱的集团最早的雏形当为宁波商帮。清末上海的9大钱庄家族中，宁波籍就占了5家。宁波商人创建上海钱业公所，确立了宁波帮在上海金融界的领导地位。从宁波商帮里走出了朱葆三、秦润卿、虞洽卿等商界大亨，这些大亨是早期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

至民国初年，江浙籍商人控制的银行已成为上海金融界最重要的力量。

许多企业资本入股银行，银行又为企业提供贷款，工厂业主、银行家、商行老板……在紧密的利益基础上形成一个松散的江浙商人群体——江浙财团，其成员籍贯也逐渐由宁波扩大至浙江、江苏等地。他们内部并没有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但抱团双赢成为共同愿望并被付诸行动。

当年孙中山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曾授意张静江和江浙财团领袖之一虞洽卿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因此，江浙财团和国民党人一直有着一层关系。宋子文在江浙财团里也有一大批亲朋好友，他试图从这些人身上打开突破口，为广州政府筹措北伐经费。

实在是因为广州政府太缺钱了，只得横征暴敛。当时一个广东农民要交76种苛捐杂税，比如到饭馆吃饭要收10％的税，参加婚礼、葬仪、宗教仪式，还有逛妓院也征税，故民间有一种夸张的说法：北伐战争的经费居然来自鸦片和嫖妓。

国民党内“桂系”首领李宗仁曾感慨地回忆：“当时军饷的来源，一般统税和钱粮之外，最大的收入却是‘禁烟特别捐’和‘防务经费’两种。所谓‘禁烟特别捐’实即鸦片税。……所谓‘防务经费’实即赌捐。……这种烟捐、赌捐在任何政体内原都是犯法的，但在我国当时却是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现在想来，这种制度实在是秕政害民，迹近荒唐，但在内乱频仍、干戈扰攘之际，都是不得已的挖肉补疮的办法。”（《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广州政府还硬性摊派，要求每个商人借给政府5到500元。此举引得民怨四起，商人们组织商团购买军火，发动暴动以抵制广州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不得已，广州政府用机关枪和大炮对付广州商人，曾经是最繁华的商业街被炮火夷为废墟。

宋子文振振有词地解释，不这样干，哪里有钱革命呢？

流寇如梳子，官军如篦子。广东被篦子般梳理过，还有什么油水？

这种暴敛也让初到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的贝祖诒吃尽苦头。当时，广州政府向商人募捐，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也被列入名单。分行经理得知消息后立即逃走，行前将经理一职卸给了会计部主任贝祖诒。年轻的贝祖诒也和广州商人一样，拒绝向孙中山政府提供资助。这一下，可把护法军政府激怒了，欲将贝祖治作为对抗革命的顽固分子严办。

贝祖诒这时也怕了，在一群外国朋友的帮助下，带上妻儿迅速逃离广州。

相比而言，宋子文觉得上海的商人更和他亲近，也更有钱，在讲究游戏规则、崇洋欧化的上海工商界中，他的一口流利英语从没有沟通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