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建立一年，蒋介石已掌握党、政、军的实权，无疑是一颗上行速度最快的政治明星。

蒋介石有枪，有权，比其他军阀更有着政治上、舆论上的优势。现在他就是缺钱，而江浙财团有钱，钱能搞定蒋介石。

张嘉璈一定知道，在上海的外滩，与中国银行百步之遥的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早年有个叫席正甫的大买办。此人既为洋大班认同，也颇受李鸿章、左宗棠的赏识，李还保举他出任大清帝国的官员，但这位“洋奴才”并不愿意任实职，只是接受了二品衔的红顶花翎，并花钱捐了一个“空头”道台，成了一个“红顶买办”。他不去京城就任实职，而是借二品红顶和汇丰银行买办的身份，周旋于朝廷和洋人之间，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从1874年至1890年，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款17笔，绝大多数是由席正甫一手经办。他从中赚得了大量佣金，汇丰银行也赚了大钱。

遵行“红顶商人”的“非中立法则”——资本融入了权力，权力介入资本，在中国定能成功。

这就是张嘉璈的远见和胆识。

1925年，就是张嘉璈移驾上海的前一年，广州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发生了挤兑风潮，宋子文急得如坐针毡。广东商人试图击垮刚刚诞生的中央银行。宋子文不得不派人向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经理贝祖诒求救借款200万元。

张嘉璈看准了这是一个机遇，同意借宋子文现金50万元，此次借款对广州中央银行来说可谓雪中送炭。宋子文心存感激，致电国民革命军，在北伐途中对各地中国银行分行务必严加保护。至于贝祖诒本人，后来在南京政府执政期间一直受到宋子文的重用。

1926年9月，北伐军攻进江西，急需军饷。部队到达赣州后，当地老百姓只认银圆和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拒绝使用北伐军的军用临时兑换券。蒋介石急电告知隐居天津的结拜兄弟黄郛。黄和张嘉璈素有深交，便要求已在上海的张嘉璈设法解困。

当时，孙传芳正在南京调动大军，准备入江西与北伐军殊死搏斗，同时，收缴上海商团武装，禁止上海商界的资金外流去支持北伐军。张嘉璈冒着风险，密电中国银行南昌支行秘密汇款30万元以救蒋介石的燃眉之急。

这年年底，黄郛南下汉口之前，张嘉璈指示北京总行让黄郛携带密函给汉口分行经理汪诩唐，称北伐军抵达汉口后，可凭蒋介石总司令部公函，借支100万元。

张嘉璈先后秘密汇去的这些款项让蒋介石明白了日后军费只能依靠江浙商人。广东不行，已经榨不出钱，只有上海滩的银子能保证他的军队打下去。

这种试探性的合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张嘉璈一步步同黄郛、张群等人都建立了密切联系。

张嘉璈根据他对南北政治、经济形势的长期观察与分析研究，决定将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

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冯耿光亲赴广东进行实地考察，也得出了与张同样的结论，将“宝”押在蒋介石身上！

于是，中国银行同意了张嘉璈关于秘密接济北伐军、争取由北伐军保护中国银行在南方所有产业的建议。自此，中国银行—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同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关系逐渐紧密。

一场幕后交易，挥别了革命的中国

局势变化很快，大革命的中心已经从广州移至武汉，陈光甫依旧“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冷静地观察着局势，对于未来的判断开始形成。此时的蒋介石却坐不住了，北伐花钱如流水，他亟须上海滩提供银子。于是，他派人来上海，上门找江浙财团了。

1926年年关前的一个早晨，朔风刺骨。一艘从汉口到上海的轮船慢慢地停靠在黄浦江边的公和祥轮船码头，熙熙攘攘的下船队伍中有一个中年人，一身茶房打扮，警惕的眼神扫视四周。他叫徐桴，真实身份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署署长。

徐桴也是非同寻常的人物，浙江宁波镇海人，浙江省立商科专门学校毕业，后去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上海光复及护法、护国运动；1920年到广州，任广东省长公署统计科长、广州政府财政部参事；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他是浙江宁波老乡，又有日本留学经历，而且能理财，这样的人自然成为蒋介石的亲信。

走出码头，徐桴第一个行程是拜访陈光甫，要向他说明天下大势，说服他出钱支持北伐。同时，他还找到另一位上海金融界的重要人物—钱新之，希望通过他将北方的银行家们也拉到北伐军一边。

徐桴在他的旧灰色棉袍里藏着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和一沓已盖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印章的空白公文纸，以备随时使用。他的使命就是在上海开辟新的财源。

两位银行家见到蒋介石派来的人大吃一惊。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生路，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也开始骑墙了。这位光绪进士、袁世凯的大秘书，曾官拜民国总理，也在暗地里计划和南方拉上关系，但交通银行素来以北京为重心，背靠北京政府，如果私下暗通革命党人，让占据北京的张大帅知道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他便派代表秘密到武汉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达成口头协议，以后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凡设有交通银行分行的，国民政府均可设立中央银行分行，交行汉口分行可代兑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并给予中央银行以一定数额的透支。

当时在北方的金融界，除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窥测方向，以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组成的北方金融财团，俗称“北四行”，也不甘落于人后，一双双眼睛盯住了南方，向南寻找机会。

北方的银行家们对于政治更加敏感，参与政治的热情也更高。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深知其中的道理，直言不讳地称：银行家必须紧紧靠上当权者。

这就是北方商人长期浸淫于政治斗争中磨炼出来的智慧，如此才能在政坛的风云多变和高压之下生存。

“北四行”的头面人物是吴鼎昌、周作民，尽管两人都是江浙人，但是还没有和南方搭上关系，作为北方名流又不便亲自出马。于是，吴鼎昌把这个任务秘密地交给他的浙江湖州同乡、和南方有着一丝关系的钱新之，让他到南方去试探一下合作的可能性。

合作对象自然是手握重兵的蒋介石。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