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场 官场 市场

王振洲

近些年来，拜金主义浪潮涌动，一些官员和文人被这股浪潮弄得晕头转向。带着官帽子还要捞个什么“家”当当。在这个协会当顾问，到那个协会作兼职主席。这些协会的领导心领神会，把职务慷慨相送。这样双方都得实惠。协会有领导作招牌，既可挡风遮雨，又可利用领导的权势搞赞助弄金钱。他们沆瀣一气，把文场变成官场。一些协会主席副主席动辄十几人，有的甚至几十人。文场变官场的同时也搅乱了文化市场。官员带上书法家、画家、摄影家、作家的桂冠真是妙不可言，大笔一挥，财源滚滚来，贪污受贿的钱还可说成是卖作品所得。某市原市委书记是省书协首席顾问，落马入狱后还大言不惭地说我的字每平方尺两千元，家里的钱是卖字钱，一点不脏。其实没了官帽，他那字一钱不值。有个市长看反腐败风声越来越紧，为掩饰其巨额财产，便拼命画画。一些有求于官员的企业家和谋求升迁的干部，都肯出高价买官员的字画或大量买官员那谁也不看的书。甚至出现文化市场上不是以作品优劣论价，而是看官员大小出钱。每逢在媒体上看到此类报道，我都禁不住联想到在史书上看到的北宋时期那一批既是官员又是文化泰斗者的事迹。

赵匡胤创立的宋朝，在稳定了几十年之后，经济、科技、文化等快速发展，而商品经济的活跃，伴随着也产生了对金钱的崇拜。见钱眼开，尔虞我诈，唯利是图，在污染着人们的心灵。在这种环境中唐宋文学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及其他一批官员学者，都出淤泥而不染。他们中既有改革派，也有保守派，政见不同，却都能用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是我国文化的优秀传统，重视个人品德，强调社会责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变法时所持的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大无畏精神，为官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的诚实守信；苏东坡的以清净为心，为国家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他等都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康国济民的高风亮节。他们都是说到做到，决不口是心非。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他官至宰相，又为唐宋文学八大家之一，书法也有名，一度书法爱好者多以他的字体为楷模。但他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势和作品为自己谋私利。他为抑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对民众的压榨、剥削，减轻农民的负担，大胆改革，起用新人，推行新法，推动了生产发展。为国家增加了大批财富。《中国通史》中说：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时内外府库充衍，各路积存的钱谷，可支用二十年。因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保守派对王安石百般围攻、刁难，但他不屈不挠，在写给司马光的《答司马谏议》中，对保守派的诬蔑逐一进行了驳斥。所写《孤桐》一诗充分展现出他坚贞不屈的品格和济世利民的抱负。诗中说：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陵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他一生不接受别人送的礼物。和王安石同时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有一年王安石病了，治疗需用一种名为紫团山参的药，一时买不到，同知枢密院事薛师正从河东归来，有这种药，要送给王安石几两，他拒不接受。人们劝他说：“公之疾非此药不可。疾可忧，药不可辞。”他回答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硬是把药退了回去。晚年王安石退居南京，住几间平房，出行骑一头毛驴。有人来访，就坐在小凳子上交谈。对王安石多所指责的保守派，也不得不承认他“质朴简素生活简约”。苏东坡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文章誉满天下，书法、绘画也独领风骚。他在官场几上几下，做过几个州的州官，累官至吏部尚书。做州官他经常巡视属县，查官场、问民情，为群众办了不少实事。在杭州他整修西湖，修筑长堤，移风易俗。一天张某状告林某欠他二万丝绸钱不还，苏东坡把林某传来询问是怎么回事，林某说他家里以制作扇子为生，父亲刚死，加上入春以来阴雨连绵，天气寒冷，扇子卖不出去。苏东坡看林某是个诚实人，向他说：去把你的扇子拿些来，我为你开个市吧！林某以为苏东坡要买他的扇子，没想到苏东坡挑出二十把扇子，拿起判笔在扇子上又写又画，然后把扇子交给林某说：拿去卖了还账吧。林某走到街上，人们看到他拿着的是苏东坡书、画的扇子，都争着高价购买，来迟一步没有买到手的人虽然后悔，也对苏东坡赞不绝口。苏东坡旷然天真，敢说敢当，一生不为物所累，多次被贬，生活再困难，他也不改其达观态度，正如他在《超然台记》中所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者也。铺糟啜离，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六十二岁时他被发配到荒凉的海南岛，生活极其艰辛，在给一位侄孙的信中说：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药物皆无，与儿子苏过如两个苦行僧，然胸中亦超然自得。在获准北归所写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一诗中还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正是这种超然心态，成就了苏东坡光辉的一生。书法与苏东坡齐名的蔡襄，先后权知开封府、知谏院，为官清介自守，对朝政多所建言。宋仁宗赵祯很喜欢他的书法，御制的《元舅陇西王碑文》下诏让蔡襄书写，他照办了，后来宋仁宗命一学士撰写的《温成皇后碑》文仍让蔡襄书写，他说这是待诏们的职责，硬是推掉了。其他一些达官贵人请蔡襄书写碑志或建筑物题榜，他多不答应。欧阳修说蔡襄“工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与人书”。蔡襄给欧阳修的一封信中对此加以解释。他说：近来书写碑志，都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要保存，书写是待诏们的职责；我能和待诏们争名夺利吗？所以我就坚决谢绝。因为怕影响地位比自己低的人的名利而不书写，这种态度至今也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