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牛

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打着学术研究、“澄清”误区的旗号，歪曲历史，混淆黑白，为日本侵略者张目，为汉奸分子辩白，“汉儿尽作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值得警惕。

关于周作人的“附逆”问题，就时见谬论。有说迫不得已情有可原的，有说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说“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温情脉脉，充满了对汉奸文人的维护和同情。去年，《粤海风》百期纪念中，有一篇文章对周附逆曲意辩护，说他可能从儒家文化的历史观出发，认为“日本人就算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政权，最终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又多了一个民族——大和民族”。可谓荒谬绝伦。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时，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发出“狮子吼”、敲响“警世钟”，而周作人却作了汪伪政府的文化高官，事敌至恭。把野蛮凶残的侵略者作为一个民族“融合”进来，无疑为虎作伥、开门揖盗，和当年军国主义一再宣扬的“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如出一辙。

日本右翼势力正加紧复活军国主义，侵占我钓鱼岛，否认南京大屠杀，“修宪”、“修改教科书”等闹剧层出不穷。去年湖南一个画漫画的竟无耻地宣称“现代日本是世界上唯一施行和平宪法的国家”。这种亵渎民族感情、美化军国主义的露骨言论，受到人民网等众多媒体强烈谴责，叱之为悖逆时势的“亲日媚日汉奸”行径。

八年抗战，我们几千万同胞的冤魂，竟想用轻飘飘一句“中日两国是兄弟，弟弟不过是揍了哥哥几拳，哥哥不能记仇”掀过篇去。前几年东北某地建立的日本“开拓团”纪念碑，被我爱国青年愤怒砸毁后，媚日者竟不顾民族大义，说这一正义之举，是暴民、“愤青”的反日行为，公然为侵略者鸣不平，一副认贼作父的奴才相。某学者对汉奸竭力美化，说“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是真正的英雄。”这是在恶毒侮辱与亵渎无数誓死抗击倭寇、喋血沙场的将士。大敌当前国将不国之际，倘像此人所云都去当“汉奸英雄”，“十四万人尽解甲，竟无一人是男儿”，还不成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吗？

还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出《不必向中国谢罪》的“对日关系新思维”，认为历史问题不应成为中日国家关系间的核心问题、日本已道歉多次了云云。不久前，此人又大放厥词：有关世仇国家的和解，法国和德国、俄罗斯和德国已做到了，日本也就历史问题“25次道歉”了，可以告一段落了。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尽人皆知，现在的日本当权者并未像德国那样反省历史，向受害国谢罪，取得谅解，而是处心积虑，再三否定二战历史，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妄图死灰复燃，再行穷兵黩武。中国人民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养育了日本人遗弃的后代，连日本人都惊呼这是“大地的胸怀”，而日本当局认罪、反省的诚意又何在？

再联想到某教授的“解除中国核武装，以取信美国”“中国不应该发展航母远程导弹等攻击性武器”，某教材编写者的“为了日中关系，我同意删除狼牙山五壮士”，某研究人员的“国家可以不要，人权高于主权”，“历史问题早已是尘归尘，现在提这个没用 ”，把爱国主义者称为“爱国贼”等，汉奸文化妖风愈演愈烈，到了肆无忌惮、触目惊心的程度。

种种奇谈怪论，不是什么学术自由，也不是什么一时“任性”，而是妄想篡改二战历史、为侵略者招魂，淡化乃至忘却日寇罪行，让历史问题都归零的大是大非问题。让侵略奴役、掠夺财物、血腥杀戮、生灵涂炭，统统往事如烟般逝去，甘当卖国求荣、塌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何其可耻与可憎！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纪念这一日子就是提醒饱受战争创伤、爱好和平的人们，不要忘记历史，认清军国主义者不断玩火、试图东山再起的野心。“战斗正未有穷期”，我们热爱和平，但决不超过底线，以奴颜媚好、践踏民族情感为代价。因此，对恬不知耻的汉奸言论，绝不掉以轻心、任其泛滥，蛊惑人心，应予无情揭露与批判。

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人们都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清扫汉奸言论，不是“纠缠”历史，而是剥其画皮，露其马脚，识其真面。“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勿忘国耻，警钟长鸣。这也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题中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