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秦华

在采访之前，薛正强就告诉记者“问题越尖锐越好”，可见他是个敢于直面问题且直爽的人。见到他本人，记者对他的印象又增添了一个词——拧巴。

比如，他说，起初下海开书店只是因为自己对书感兴趣且较为熟悉、初衷只是为了生计，而之后在实体书店受到冲击式微时没有放弃仅仅是因为“50多岁没办法再创业”；可是他又说，如果是想着赚钱就绝不做书店，书店是一辈子的事业，总有忙不完的事。

比如，他不愿把开书店说成是理想驱使，一边懊恼自己“没办法，干错行了”，一边还在苦心经营着三联书店，并准备继续“扩张”，期待能有更多的人与心仪的书不期而遇。

他一方面无奈着，一方面又热爱着。

这个开书店的过程，让薛正强既痛苦又快乐，他的快乐容易理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本就令人快乐，而他的痛苦在于“书店的社会价值没有得到尊重和体现。当付出很大精力与社会贡献的时候，无人理解；当你想吸引更多的读者的时候，读者无踪影了，这个让我很难受，那种感觉就像我做好了菜没人吃。”

用26年时光去经营一家书店，薛正强坦言，他确实产生过放弃的想法：“有一段时间缺乏好书，觉得非常困难，但每当我上班路过图书卖场时，就觉得一定要干下去，我感觉书店卖场就像一个磁场，可以驱散自己所有的不良情绪。”

其实，薛正强做过很多让业界津津乐道的事：是他为三联书店开通了零售，也是他恢复了三联书店“前店后坊”的传统运营模式，即出版及营销一体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郑州读者购买学术文化图书的困难；是他第一个把书店开到酒店、百货大楼、超市，率先实现书店与其他业态的结合，更好地体现了书作为商品的价值；是他第一个以民营书店的名义邀请学者讲座，用他们的学养滋养社会……

然而，从业近30年、作为书店行业当之无愧的前辈，“图书业难做”同样令薛正强备感焦灼：“图书是限价商品，虽然身处市场经济的环境，但图书不是市场化产物。地租、人工成本都在涨，但书不能涨价，让书店怎么活？”在薛正强看来，由于行业的政策所限、由于机制的不完善，书店付出很多精力，却往往得不到同等的回报。薛正强认为的理想模式是：让书成为真正的商品，书店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己为书定价，把书卖给真正需要它的人。

“生活·读书·新知”，新知从读书中来，从生活中来，又让读书和生活更美好。薛正强说，书店是最能反映文化多元性的，它通过呈现各种各样的图书，来让读者获得新知，了解当下，重塑大家的文化信仰。也许，这便是开书店最令他骄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