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崇喜

不是绿林人物，不是那些刀客，呼啸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

闲坐，望窗外逐渐蓬勃的绿色。想起绿色，就自然地想起那年夏日，在杭州萧山看到的那片竹林。灿烂的阳光下，那片竹林，只是一片绿，一种的翠，几乎要透出水。当时，就莫名地想起几个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时期，让人对竹林怀有一种敬畏，以至于有些不敢逼近，不敢聆听。在竹林里，曾孕育着一群人物，个性鲜明如竹。翻开《世说新语》，迎面走来的，是率真旷达、恣情任性的名士，纵酒的醉客，裸裎的狂人。他们潇洒风流，他们清高脱世，他们雅量高才，他们喜怒哀乐，乃至他们的病态与疯狂，全都是在张扬“宁做我”的个性。

不是吗？他们一向以“越名教而任自然”著称，“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尽皆才华横溢、行为放诞乖张、思想自由飘逸，身影横越千年犹令人目眩神迷。“死便埋我”，刘伶淡然地说上一句后，继续端杯痛饮；驱车不择径而行，无路而返，阮籍痛哭不已；默然不语，嵇康举着沉重的铁锤，吭哧吭哧，锤击着熟铁……还有邺下放歌、兰亭流觞、南山采菊之类，那个时代，有太多的名士故事，让我们为之悲、为之喜、为之吟、为之叹。“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李太白的诗句，是为他们量体裁衣而作的。“竹林七贤”，飘逸高蹈，这一群体的优雅生动，时常令我们企羡不已。纠结于鸡毛蒜皮的网，几人能挣脱？

然而，撕破那一层文雅的外饰，我们从中读到的，更多是苦涩。魏晋时代，令人浮想翩翩，被学者称为“最富艺术精神的时代”，但并不是平民安居的年代。那个时代的政治充满风险，朝政变更，如一个又一个的赌局，充斥着现实的血腥，也饱含着政治的智慧。战火纷飞，乱世多祸，惨烈屠戮，人命贱如芥末。在那个重门阀的时代，就连王右军，当时书名冠绝天下，为换取几只鹅，也不得不为道人写长卷黄庭，何况他人？“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是他们的真实心态；“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是他们的心愿。于是，便有“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诘问，有对清虚寂寥的“无何有之乡”的向往；于是，便有对悲苦的消释，对摇荡之心的安顿；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飘然而出。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他们在酒中，酿造了一个醉里乾坤，酒于他们的内心，营造了一片心灵的天宇，超越尘世纷争。他们在竹林里袒胸露乳，肆意放歌，不畏时世礼教的攻击和讥讽；他们在竹林边耕地种菜，打铁为生，却不是为生机和荣耀；他们证史玄谈、“游山泽，观鱼鸟”，在竹叶满山的广武涧凭吊古迹，长啸山野，只为“原天地之美，达万物之情”；他们“抱琴行吟，弋钓草野”，只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于我为一”……有时，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出现过，不然，中国数千年厚厚的史册中，他们的足迹为何如此匆匆，他们的精神风姿，为何仍如此陌生与怪异？真的说不清楚，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究竟是喜是悲。

魏晋时代，不可复制、不可模拟；同样，魏晋名士的消逝、魏晋风度之绝响，也如昨日之日不可追，毕竟“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竹林七贤”时代于今远也，那片或清幽或激昂或暗淡的啸声，早已和那个年代一起，烟消云散。只剩下秀竹依旧，只有嵇康在阳光下昭示的《广陵散》。

那遥远时代的绝响，那遥远缥缈的古曲，究竟在诉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