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高考

郭华悦

民国时期的高考，也是几经变迁的。

既然是高考，当然得在有了高校之后。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院校，是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后，慈禧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而变法中的绝大部分措施都遭到废除。唯一例外的，就是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

既然保留了大学堂，就得招生，所以到了1902年，京师大学堂首次招生。这次招生，是全国仅有的一所高校，面向全国招生。先是各省督抚在本地进行初试选拔，通过选拔的，再送到京师参加第二轮考试。六十分以上的，就是合格。

考生来自全国各地，但是，竞争并不激烈。一来，清末科举虽废除，但影响根深蒂固。因此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社会大众，仍以读四书五经为主，而认为学西方的科技只是不得已才走的道路。二来，京师大学堂首届招生，当时社会又较为封闭，知道的人不多，考的人就更少。所以，这次的“高考”，还是在慈禧下令后，各省督抚才在管辖范围内组织考试的。

这种地方督抚负责初试，然后送到京城复试的“高考”模式，维持了几年的时间。但因为招生院校少，除了京师大学堂外，也就清末举办的几所学习西方知识的学校。所以，当时“高考”在社会上的影响，仍极为有限。

参加高考的学生，多数是贫穷人家的子弟。传统出仕的道路无望，生活又没着落，因为这类新式学堂有补贴，所以才报考。例如鲁迅，当时就是因为家道中落，而进入新式学堂学习。

民国建立后，高校开始多了起来。而且，科举废除已久，新式高校渐渐深入人心。也就是从民国开始，“高考”开始成为进入高校学习的主要方式。

而一开始，民国的“高考”，采取的是“自主招生”的模式。多数时候，由各个高校自己出卷子，考试时间自定。或者，由几所高校，如北大和清华等联合出卷，报考这几所高校的学生，考同一张卷子。正因为“自主招生”，且当时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包括高校内的教授们也都是新旧混杂，这也就导致卷子常常容易走极端，要么极难，要么极容易，或者全用古文，或者全用白话文。所以，考生在备考时，就很难有统一标准，只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学校的风格，在备考中有所侧重。

例如，有一年的高考，国立中央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南京大学，出的国文卷子就难倒了不少人。论题量，却是很小，整张卷子只有三大题。作文只有两大题，一题是论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题是论文化责任。另外一题，就是翻译文言文。这些题目看似不难，但在1936年，当时白话文已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学生对文言文并不熟悉，要答好试卷还是挺有难度的。

若说当时国立中央大学的试卷风格，还有点“科举”的影子，其他学校的试题则现代得多。清华和燕京大学的国文试题，除了解释成语和为古文加标点这些各校多数都有的题型外，作文题则容易得多。同一年的作文题，清华大学是“我的衣服”，而燕京大学是“忆母校”和“我们的时代”。这两校的作文题，难度就小得多了。

当然，也有同一个学校，但前后试卷难度迥异的情况。例如北大，1923年的理科卷子中，连题目都是用英文出的。放到如今，都能难倒一大片人，更不用说在当时，学英文的人寥寥无几。而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23年，北大的卷子却难度极低，整张卷子只有两题，一题是为古文加标点外，另一题则是论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而1932年，北大的卷子也较为简单，只有一些如《红楼梦》作者这类的常识题，作文题则是“艺术与人生”和“科学与人生”任选一题。

“自主招生”招生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几个高校联合出卷考试。例如，1946年，北大清华和南开，就组织了一次联合招生。这次的考题，简单得不可思议，全卷就两大题，一是论述“学校与社会”，二是解释指日可待、变本加厉、隔岸观火、息息相关四个成语的意思。放到如今，这张卷子恐怕只要小学程度的学生，都可以轻松胜任了。

应该说，在“自主招生”阶段，难度还是偏向简单的。当然，在如今看来，这些考题都极为简单，但在当时，可不是太容易的事儿。毕竟，当时是战乱的年代，人人自危，为填饱肚子奔波，教育读书这事儿，是在多数人家的考虑范围之外的。所以，读书的人少，愿意读大学的更少，也就导致了大学为了招生，不得不降低门槛。

“自主招生”阶段，学生们想要读大学，一种方式是考试，另一个办法，就是读预科班。北大和清华等名校，当时都有办预科班。到预科班就读的学生，超过一半可以免试直接读本校的大学。例如朱自清，就曾是北大预科班的学生，后来顺利升入北大，就读哲学系。

这个阶段之后，其实也有短暂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就是从1938年到1941年。只不过，当时处于抗战阶段，大半个中国已经在日本的铁蹄下，饱受蹂躏。一来战火不断，没有绝对安全的考点可供考试；二来战况也不定，有些地区时而被日本侵占，时而成为国统区，也无法进行统一考试。而且，当时的考点多数设在西部，中部和东部的考生，长途跋涉考试，费用开销大，且路上凶险，安全无法保证。

所以，统一高考只进行了三年，就被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