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日本人的企图是，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日方多次派代表来山西，企图利用与阎锡山的亲密关系，利用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拉拢阎锡山出面充当日本制造的“华北五省自治”政府的头面人物。但是，日本人意外地在阎锡山那里碰了钉子。阎锡山不是个糊涂人。除了作为中国人在民族大义上所秉持的基本底线外，他认为日本人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利益。阎锡山将山西盛产的煤炭和铁矿运往日本，交换来大型工厂和其他机械设备，在山西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这一体系需要巨大的市场来维系。可是自日军占领平津后，山西销往华北的煤炭已被日本人截断，支撑山西经济的棉花销售也受到了日货的冲击。日军占领热河后，把山西商人全部赶走，彻底损害了山西钱庄和商人在热河的经济利益。更严重的是，日军相继侵占绥远和察哈尔一带，南下进入山西的企图十分明显。所以，摆在阎锡山面前的要害问题是，他必须要保住自辛亥年间成为山西大都督后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山西地盘：“你们看看九一八的东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现在的察北，在这种情势下，要不想叫人把自己的财产抢了，除过这一块土上的人大家起来抵抗死守，还有什么好法子？”

阎锡山与日本人翻脸了。

阎锡山是个喜欢自己创造名词、思想和理论的人。自决心抗日后，他提出的最著名的口号是“守土抗战”。阎锡山对这一口号的解释是：“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敌行为。”阎锡山不下决心便罢，下了决心就表现得十分强硬，声称：“我已抱定决心，不惜牺牲性命，为救山西。但同时我也要擒住山西人，与我一块牺牲。”他训练山西的官员、民众和学生，组建起一支一万多人的“预备军官团”，同时大量吸引华北各省的爱国学生进入山西的军官学校，以至于太原大街上的人“至少有一半穿着军装”。阎锡山认为，他的晋军向来以“守”闻名，于是他提出的又一个口号是：“能守住就能存在”。为了表示自己的抗战决心，他把父亲留给他的87万元遗产以他母亲的名义捐给了绥远前线。在阎锡山的带动下，晋军军官们纷纷捐款，山西的民众和学生也发起了节衣缩食运动支援抗战。

城府极深的阎锡山看待任何事，都如同面对一本需要分析的商业账目。他说他无论干什么都必须顾到“利”：“以我们守土抗战说，是地方长官义不容辞的责任，应当尽力而为之，成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不容返顾。当汉奸，国人共弃，是义所不当为者，失败是失败，成功也是失败，不容尝试。收复失地，是以成败定是非。成功是成功，失败是失败，必须审慎，到能成功的时候，才可为之。要是不估计我们的力量，和守土抗战认为同样的路线，孤注一掷，那就不但不能收复东四省，恐怕连华北华南也要失掉！要知道当敌人进攻东四省的时候，我们和他拼命，是个义；现在想得收复失地，必须顾到利。”

谁能真正读懂这个说话擅长绕来绕去的阎锡山？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阎锡山顾不了别处，但要为自己的地盘尽“义不容辞的责任”。

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的貌合神离人所共知。1936年2月，在中央红军发动东征战役，从陕北大举进入山西后，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激化。一心想吃掉阎锡山的蒋介石，以阎锡山请求军事支援为借口，立即任命陈诚为“剿匪”总指挥，同时派出自己的嫡系部队星夜疾驰进入山西。红军回师之后，蒋介石的部队不但赖在山西不走，蒋介石还利用各种手段拉拢晋军将领，使他们与阎锡山离心离德。对此，阎锡山不惜动用了非常手段，靠收买卫士将投靠蒋介石的晋军将领暗杀了——“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阎锡山对蒋介石最大的不满，是当日军威胁山西的企图已趋明显时，蒋介石在援助绥远的问题上态度消极。1936年夏，阎锡山认定“绥远、晋北是日之在所必取”，如不守，这里会成为另一个“满洲国”，守则需要“强大之兵力与坚固之工事”，因此希望南京政府给予支持。为此，他甚至同意“将晋绥军队与国家财政统归中央”，可蒋介石只是一再命令他出兵陕北“围剿”共产党武装。显然，阎锡山已经算计出，此刻对于他的山西来讲，日本人的威胁为当务之急。他回复蒋介石：钧座可以另派部队，晋军决不出兵陕北。阎锡山知道他的山西“要有绝大的危难”，而依靠蒋介石解山西之危几近幻想。所以，他“决心自己牺牲一切，能救几分救几分”。

毫无疑问，阎锡山对共产党不但充满惧怕，也充满仇恨，特别是共产党武装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与他的山西一河之隔，令他更加万分警觉。他在山西组织了一个庞大严密的“防共”网，制订了各种各样的“防共”措施，命令“所有各县境内暗通共党及扶助共党危害地方之人民，应即严拿立予枪毙”。阎锡山的悬赏令是：“一、凡在省会拿获确有证据之共产党者，每名赏大洋一百元；二、拿获共探者每名赏大洋二百元；三、通风报信因而拿获者，每名赏大洋五十元；四、赏洋立时向绥署领取。”悬赏令一下，山西全省草木皆兵，为了领赏，乞丐、行旅和小贩都成了共产党，甚至身上发现了红线、红布条者也会被当即逮捕。由于“嫌疑犯”杀得太多，连阎锡山自己都承认“各县办理此种案件，不免有草菅人命之情事”。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抗日立场，阎锡山既是确信不疑的又是己所急需的：“东北失守后，张学良退出东三省，坚持抗战的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国民党，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怎么办？”希望保住地盘的阎锡山开始考虑联共问题，他认为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或许是保存自己的一条出路。信奉“存在就是一切”的阎锡山不再提“防共”了，转而提出山西的第一政策是清除汉奸。1936年9月，尽管明知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支持，他还是宣布以动员山西民众抗日为宗旨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并亲任会长。阎锡山表示：“和平的确到了绝望的时候，牺牲确已到了最后的关头。”看到了阎锡山的转变，共产党人托晋军第六十六旅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给他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劝解阎锡山：“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共产党方面表示，愿意与阎锡山达成谅解，联合一致共同抗日。出于内心的不踏实，阎锡山召集将领和幕僚们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题目是：如果日本进攻绥远，是中立好，还是帮助日本人打共产党好？还是联合红军抗日好？阎锡山要求当即不答，给出审慎思考的时间。——“数日后开会表决，到会三十八人，以三十一对七票成决议，赞成联合红军抗日。”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