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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准备上看，日军攻取武汉的作战态势已不可逆转。

而在中国方面，当徐州会战接近尾声时，关于日军将攻取武汉的情报纷至沓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遂决定筹备武汉会战。黄河花园口决堤后，中国第一战区程潜部主力退至信阳以南和以西，第五战区李宗仁部主力退至大别山一带，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主力仍驻扎在九江以下长江南岸一带。为适应武汉会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整战斗序列，组建了第九战区，任命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并决定以第五、第九两个战区共同保卫武汉。其中，第九战区负责长江南岸的鄱阳湖西岸以及田家镇要塞以东地区的防御，所辖薛岳的第一兵团在南昌至德安附近的鄱阳湖西岸一线布防，阻敌进攻南昌和迂回长沙；张发奎的第二兵团在德安至九江一线布防，阻敌沿长江进攻田家镇等要塞，同时防止日军西攻岳阳。第五战区所辖部队为五个兵团，右翼兵团负责防守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以及广济和浠水一线；中央兵团负责防守太湖、潜山西北的山地；左翼兵团负责防守大别山北麓和淮河间地区；苏北兵团担任敌后游击；二线兵团控制在湖北黄陂和麻城一带。中国最高统帅部关于武汉会战的总构想是：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和长江两岸丘陵湖沼的有利地形，在延迟武汉陷落的同时尽可能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运用第五、第九两战区兵力，以粉碎敌继续攻势能力之目的，保持重点于江南，向武汉逐次抵抗，消耗敌军，以换取至少四个月之时间”。

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总计十四个集团军，四十七个军，一百二十余个师，总兵力约七十五万。中国海军尚存的“中山”号、“永绥”号等十四艘炮舰，“宁”字号、“胜”字号等十五艘炮艇，“文天祥”号、“史可法”号等十艘快艇，加上少许的布雷艇和运输舰船，约有四十余艘舰船可以参战。中国空军截至1938年6月中旬，尚有轰炸机三十八架，驱逐机六十五架，侦察机二十七架，苏联空军志愿参战轰炸机二十六架，驱逐机和战斗机共六十四架，两者总计二百二十架。

尽管日军大本营很清楚，他们在军事上占据着绝对优势，攻取武汉在作战方面应该没有悬念，但是日本的政客们仍旧忐忑不安。无论军方多么凶狠狂妄，政客们总还知道，战争的目的远不是对一座城市的占领。因为使中国屈膝臣服的渴望过于强烈，日本政客们决定不管军事上如何推进，须着手谋划如何推翻蒋介石政权：一、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

二、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

三、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

四、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方划定由回教徒形成的防共地区。

五、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国外企业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权自行消灭。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认为，军方过于跋扈，根本没把内阁放在眼里，比如淞沪会战时，日军三个半师团在中国杭州湾登陆，内阁的阁僚们竟然是第二天从广播里听说的。首相认为自己总在被军方牵着鼻子走，遂以辞职为要挟表示须改组内阁。徐州会战结束后，近卫文麿进行了内阁改组：陆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取代杉山元出任陆相，曾任陆相和朝鲜总督的宇垣一成大将出任外相——近卫文麿的目的是：希望有“陆军前辈”之称的宇垣一成能够遏制陆军部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新内阁上任后提出的第一个执政目标是：1938年年底前，彻底解决中国事变——换句话说，1938年底前，必须彻底让中国屈服。

如何让中国屈服再次令日本政客们绞尽脑汁。

宇垣一成入阁时，曾向近卫首相提出如下条件：“对中国开始和平交涉；一月十六日的近卫声明（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迫于必要时予以取消。”令近卫文麿没想到的是，早在中国的辛亥革命时期，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而流亡日本的蒋介石便与宇垣一成相识，在蒋介石看来，那时的宇垣一成是一个能够“理解国民党事业”的开明的日本人。果然，宇垣一成收到了同样与他友谊甚深的张群的电报。张群时任中国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电报的内容是祝贺他出任新内阁的外相。据《宇垣一成日记》记载，自1938年6月始，他与张群在来往电报中提到了和谈：张群去电：“此次阁下就任外相实为极其重要之大事。过去多次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余确信此次阁下定能将一向抱负努力予以实现。”

宇垣回电：“余昔日谈及想法意见，今后定当竭尽最大努力予以实现。”

张群去电：“能让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汪精卫，字兆铭）或者本人出面接洽。”

宇垣回电：“我们期望谈判。无论如何应立即对话。但是，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同您或汪兆铭对话，很容易谈拢。但是，贵国国民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不如选定同日本关系不深的人士出任我们的谈判对手。”

张群去电：“阁下所见甚是。我们居于二线，派他人出面，我们在其后声援。阁下认为何人为适宜？”

宇垣回电：“作为我个人意见而言，派遣孔祥熙先生如何？”6月23日，日军波田支队向马当要塞全力攻击时，孔祥熙的代表，其机要秘书乔辅三，与宇垣一成的代表，即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两人在香港会面了。

所谓的和谈刚一开始就面临崩溃。

板垣征四郎就任陆相后，任命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为自己的副手，即陆军次官。关东军将领从来都是侵华强硬派，东条英机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对板垣征四郎影响极大。7月8日，在日本内阁召开的五相会议上，决定了下列四条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的条件：一、合并或参加建立新中央政权；

二、与上述情况相配合，改称或改组国民政府；

三、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满与反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