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鼓峰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与苏军在长期对峙中发生的偶然性摩擦。虽然日军在此次摩擦中领略了苏军在火力和机动能力方面的绝对优势，但也同时判定出：苏联并不愿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从而分散其应对西方的力量。至少目前，苏联没有与日本进行大规模作战的意愿。由此，日本人用北方的惨败换来了这样一种急切：趁苏联尚未对日本下手，必须尽快让中国屈服。因此，“张鼓峰事件”后，侵华日军对攻占武汉更加急不可耐。为了说服东京大本营，他们提出了一个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令大本营无法拒绝的理由：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结合点，以及国共合作的楔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的势力，攻下武汉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只要占领了中国的武汉，国民党和共产党就会分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会瓦解——日本人依据什么逻辑得出这样一个古怪的结论？只是，这一结论反映出萦绕在日本人心头的两个最令他们惧怕的词：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就是“持久战”。前者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最强硬的精神对手，而后者直指他们发动的这场规模巨大的侵略战争的死穴：如果被中国拖入长久的战争，对日本来讲是一场无法摆脱的灾难。

1938年，在中国难耐的暑热中，日本人最惧怕的两个词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希图一旦占领武汉国共就会分裂，一旦国共分裂中国就会屈服，一旦中国屈服战争就会结束，一旦战争结束就在中国的国土上为天皇修建一座皇宫的日本人此时并不知道，一部深刻影响了抗战进程乃至战争结局的历史性著述即将在中国出版。

著述名为《论持久战》，作者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第十三章 日军没有后方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之所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最具影响力的著述，重要前提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深刻的历史针对性。

中国的对日作战已历时近一年。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侵略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国土。巨大的疑问由此弥漫在国人的心头：中国会不会亡国？抗战是否有胜利的希望？如果胜利的希望还没有最后破灭，那么，中国抗战的正确道路是什么？

这些疑问不仅产生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和国土迅速沦陷的严酷现实，更是流行于国内的各种观点和言论所造成的认知混乱。此时在中国，关于对日战争，至少有两种观点极其危险，有可能致中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观点之一是“速胜论”，也称为“高调理论”。

“速胜论”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可以在短时期内打败日本侵略者，战争很快就会以中国的决战胜利而宣告结束。

这种观点在战争爆发之日就已出现。国内许多人曾经表示，日本不具备吞并中国的能力，如果日军向华北进攻的话，其军队前锋不可能越过长城，更不可能攻入山西。在淞沪会战初期，当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登陆并坚守上海外围阵地时，日军一度举步维艰，于是又有国人宣称，只要中国坚持三个月，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国际会干预苏联会出兵，中国军队很快就能把日军赶下海去，甚至预言中国军队将乘胜追击夺回失去的东北。“速胜论”在台儿庄战役后达到高潮，不但认为中国军队的胜利是日军崩溃的标志，而且认为接下来的徐州会战将是一个“准决战”，日军将在这样的决战中面临“最后挣扎”。——如果“速胜论”为一般民众和社会舆论所持，或许在某种情境下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为中国决策层中的人所持，就会导致不顾一切乃至赌上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这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将是一种危险。

首先，无论从国力和军力上相比，中国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中国与自己的战争对手有着相当的差距，这种差距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造成的。战争除了精神质量的比拼之外，还是工业能力、科技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比拼，在这些方面，当时的中国与已进入工业强国时代的日本几乎没有可比性。承认劣势需要勇气，也是一种清醒和智慧；盲目的自以为是不是自信，是鲁莽和愚蠢，由此产生的乐观是要付出代价的，也是要承担后果的。自日本挑起侵略战争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举国抗战，军队拼死作战，但是却没能抵抗住日军从北向南的节节进攻，在这种情形下何以谋求中国之速胜？

其次，“速胜论”也是受到日本支持的。没有人不希望对手越鲁莽越愚蠢越好。如果中国继续并固执地盲目乐观下去，日本便可以获得他们“速胜”的结果。因为在“速胜论”的指导下，中国将会不计后果地投入所有国力和军力，与日军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或者死守某一要地名城，形成大规模的决战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将会集中所有的优势兵力和火力，对中国军队实施毁灭性的歼灭，使得中国彻底地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在最短的时期内将中国沦为日本的战利品。对于武器装备以及作战技能均占据优势的日军来讲，最担心的就是在中国战场上寻找不到决战契机，消耗不掉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使得战争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观点之二是“亡国论”，也称为“低调理论”。

这种观点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无法战胜日本，如果继续抵抗下去，结局只能是中国灭亡；而且中国的抗战意志越坚定，亡国的速度越快。如果是由于军队的一再退却，城镇的一再沦陷，从而引发一般民众产生悲观情绪的话，这仅仅是思绪的迷茫；但是，“亡国论”的代表人物如果来自中国决策高层，就远不是思绪的问题了，它会导致“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

“亡国论”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卢沟桥事变后，汪精卫在他的各种演说中大肆宣称“战必大败”的“亡国论”，其代表作是题为《最后关头》的讲话。其中，汪精卫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誓死抗战的结局：“牺牲两字是严酷的，我们牺牲自己，我们并且要牺牲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并且因为不愿自己牺牲之后，看见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们必定要强迫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还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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