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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的核心观点是：中国要抵抗外来侵略，其结果只能是民族与国家“俱成灰烬”。那么，照此推论，中国浴血抗战的意义何在？继《最后关头》之后，汪精卫又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通篇以阴阳怪气之语暗示坚持抗战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

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存在着一个与汪精卫观点一致的群体，这一反对坚持抗战、反对国共合作的群体，最终形成一个投敌求和的政治集团。

集团的核心人物是周佛海。

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后投靠国民党，1924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他是蒋介石一手提拔的国民党骨干党员，曾任总司令部行营秘书、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周佛海给他们这一群体取名为“低调俱乐部”：回到南京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的情形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凑巧主张相同的几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里，有些每日必来。于是空气渐渐传出去，渐渐地引起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们毫无顾忌，而且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作“低调俱乐部”。汪精卫与周佛海不但没有历史渊源，而且曾经是政治对头。周佛海加入国民党后成为右翼，左翼领袖汪精卫讽刺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周佛海反击汪精卫道：“他本是国民党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

无论如何，“低调俱乐部”成员的立场相当一致：鼓吹抗战失败和民族投降论，千方百计地阻止举国抗战，肆意攻击共产党，竭力破坏国共合作，积极充当对日妥协的穿线人。——在国家政府决策高层中，竟然存在着这样一群“毫无顾忌”的“不是东西”的人，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史中的丑恶，还令苦难中的抗战中国雪上加霜。

正是在这种巨大的历史忧患下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依据辩证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史观，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阐释和总结。

首先，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全国团结对于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

毛泽东认为抗战爆发十个月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那么，中国会灭亡吗？毛泽东回答：“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速胜吗？毛泽东回答：“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泽东给出的依据是：“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这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决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但是，“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这种带有封建军事特点的退步和野蛮的战争，完全“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同时，由于“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日本统治者原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其结果只能是它为解决这个困难而“发动战争”，困难反而会因战争不断增加，战争还会将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再有，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毛泽东说，这就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而对于中国，毛泽东指出，中国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弱国，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日本，但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积累了百年的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力量，今天的中国“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它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况且，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它能“唤起全国的团结”，并“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中国自身“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因此，这些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在明确抗日战争最终结局的前提下，针对十个月以来日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的现实，毛泽东分析道：这只是“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因为“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毛泽东指出：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