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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春节，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特意来给朱德总司令拜年，他在讲话中说：我很早想来看朱总司令及诸位同志，好多次都是因为临时有事没有能来，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看见大家精神活泼，心里非常高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军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谁都明白，把日本打走以后，我们才能建设好国家。所以，不管是军是民，大家的目标是把日本打出去，是把日本势力完全消灭了，使世界上没有了侵略人的国家，我们要在中国境内作一个世界上反抗侵略的模范！

刚才朱总司令提到忻口战争，我觉得非常惭愧。惭愧的是我们没有能够把那一些敌人完全消灭。那时，如果我们能把这一股敌人完全消灭了，华北问题可以说解决了一大半，可是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力量。但是，就整个来说，大家都以革命的立场说话，说坦白的话，我们在忻口的确打得不错；八路军也尽了很大的力量，像阳明堡的烧毁敌人的大批飞机，截断平型关、雁门关使敌人不能得到接济、补充，对于忻口战争有极大的帮助，那正是由于诸位的努力。

同志们，我们不能消灭几万敌人就算满意，今后我们要把敌人消灭完，能得大胜利就是大胜利，能得小胜利就是小胜利，几千几百个小胜利，凑成一个大胜利，直到我们完全胜利，才达到我们最后的希望！将来我们在一个战场上，希望我们能够消灭更多的敌人！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两军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正是日本侵略者最苦闷的时期——日本人知道，只要中国的两大政党紧密地团结在一个统一战线里，彻底征服中国就是无望的。

这便是日军攻击武汉时心绪复杂的重要原因。

就在日军即将对武汉实施最后攻击的时刻，一个更令他们焦灼的消息传来了：在武汉战场的后方区域内，又出现了一支共产党武装，这支武装在中国抗日军队的序列里被称为“新四军”。

“这个新奇的队伍，自开到江南以后，引起‘孤岛’（沦陷后的上海）上的人们热切的注意”——上海的报刊不断地描绘着新四军的模样，试图让中国南方的民众对这支共产党武装有所了解：新四军究竟是怎样的队伍呢？他的编制又是怎样的呢？这至少引起了我们的两个联想：一、使人记起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代的“铁军”第四军；二、使人想到新四军与八路军有着时间与空间的密切关系和历史的渊源。

八路军是工农红军改编的，这是尽人皆知的；新四军也是由红军改编的，这却不为一般人所完全知道的。不过八路军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余剩下来的及重新招编过的；新四军的红军根本就没有到过西北，他们是红军西行长征的时候，留下来担任后卫及收容流散的部队，仍保留着它原来的存在，分散在豫、鄂、皖、粤、闽、浙、赣七省老根据地，由项英负责担任七省游击队总指挥。

留在这七省的红军实力，名义上虽然称为“游击队”，但实际上因主力已去，加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已经提出，故只算得是“游而不击”。中央方面也不曾加以积极干涉，所以这支有战斗历史而又甚为坚实的部队一直能保留到现在。在台儿庄大战前后，国共双方经过了许多时间的接洽改编，“新四军”的番号才能够正式成为国军构成之一单位，为民族解放战争而贡献他们的力量，并开始向各个作战目的地出发了。中国南方最大的报纸《申报》如此夸耀地介绍新四军，或是特意为了让日军看到，同时也代表民众的一种期望。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上海《大美晚报》上的报道客观一些：新四军活动之地域，东起南京，沿江而西至芜湖，北至长江以北，南至江南湖沼重山地带……彼等之活动，大抵于黑夜或黎明时为之。如强袭日本驻军，攻击日方运输船，破坏日方卡车，俘绑日军，炸毁日方之军火库，破坏桥梁及公路，日日从事牵掣日军之行动，予日军哨兵以极大之威胁。有时更乘日方大军之不备，而予以出其不意之突击……新四军并非为一种新异之军队。该军现二万人，分为四个支队，其中三分之二，皆为以往之红军。此辈皆为红军主力“长征”时所留落于后方者……红军之未被政府军所消灭，此点并不可奇；最可奇者，即红军之根据地及其组织，始终能保持不坠耳……项英所部红军之得以保持至今，亦由于当地人民之支持。盖于彼等为政府军重重包围粮食断绝时，一地之农民，往往以食物接济之，同时更为向导僻静小路从事突围……自西安事变之后，中央军固已停止其军事行动，但对南方之红军则仍不绝进行进攻之策略……项英当时曾请政府停止军事行动，并请朱毛转请政府停止军事行动，但皆无结果，战争已然在不绝进行中，甚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政府军仍未停止其进攻。至沪战爆发，南方红军请政府派往前方抗日，因而暂时成立停战协定。于是项英九月前往南昌，会见何应钦。至十月二日，军事委员会始许收编红军为国军，以广州暴动时之领袖叶挺为司令，是为“新四军”名目之由来。由于南方红军分布的地域极其广泛，新四军成立后，国民政府下令：长江北岸的游击红军集结于合肥，长江南岸的游击红军集结于芜湖、屯溪之间，国民政府派车前往闽、浙、赣、皖、豫、湘、鄂、粤八省，以便所有的南方红军集合起来。——“唯此项集中工作，殊为艰巨，因其中与总部相隔距离，有在八百里以外，甚至有两千里以外者。”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在长江以北者，已集合者达百分之四十，在长江以南者达百分之六十。人械皆由中央政府派人点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国共双方认可的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受邀抵达延安，受到隆重的欢迎。毛泽东会见了叶挺，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一起研究了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诸项事宜。叶挺返回武汉后，经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协议，规定：新四军独立建制，不隶属八路军，归战区统辖；军以下不设师和旅，辖支队和团，部队全部开赴抗日战场。同时，新四军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敌后游击战的独立性原则，国民党不派人进入新四军。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三眼井，正式宣布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全军共辖四个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