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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所辖一团团长傅秋涛兼任，二团团长张正坤；

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所辖三团团长黄火青，四团团长卢胜；

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谭震林，所辖五团团长饶守坤，六团团长叶飞；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副司令员周骏鸣，所辖七团团长杨克志，八团团长周骏鸣兼任，九团团长顾士多，手枪团团长詹化雨。

军部辖直属特务营。

全军总计一万零三百人。

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首先在安徽舒城打响了阻击日军的战斗。之后，在巢县东南的蒋家河口伏击了日军的守备船队，又在南京至句容间伏击了日军南进的汽车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附近伏击了日军的另一支汽车队，同时夜袭南京以南西善桥的敌人守备队，破坏了南京至镇江间的铁路，致使交通“阻断三日”。由于日军兵不敷出，只能沿交通线驻扎于重要的城镇和车站，于是新四军控制了宁沪铁路沿线的大部分村庄——新四军与日军“每日必有接触。据称在此六个月中间，新四军所杀伤之日军，达二千五百之多，并夺获日军步枪五百余支”。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频繁作战，令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实际上成为日军同样需要作战乃至大规模作战的另一条前线。这一前线上虽然没有大兵团的运动战和阵地战，但无处不是令日军机械化部队毫无用处的游击战、袭击战、伏击战或破袭战。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文汇报》载：日军侵华，耗资巨万，历时三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始攻下上海，继而占领京沪、沪杭各地。然其兵力所及者，仅几条铁路线和几座城厢而已，泰半丰沃的土地仍操于游击队手中。京沪各地郊外，游击队网密布四周，十分联络，势力浩大，到处放有步哨。除身穿灰布制服、雄赳赳气昂昂、手握来复枪或盒子炮的游击队之外，甚至在田畴中割稻的农夫，小河中打桨划舟的乡下土老，实际上便是正式游击队的化身，若辈一有消息，马上通风报信，于顷刻间即能全部皆知，遂预先从容加以严密防范。故而日军之于游击队，休想有得逞的机会，反而时时诚惶诚恐。如欲经过游击区域，非大队人马绝不敢冒险通行。入夜往往枪声不绝，城内日军闻而丧胆，不敢越雷池一步。事实上，日军兵力有限，仅能依仗优良之武器死守城厢，倘思大举出击或歼灭中国军队，不啻自陷绝境，反被各路游击队群起包围，一鼓而歼之。苏联《莫斯科新闻》刊文称：“日本在后方和前方，都有很大的困难。去年秋天，《泰晤士报》曾明显地称日本的占领是‘名义上’的。到现在，这种事实，自认更真确了。就是那个时候，日本的‘占领’也只限于主要铁路线两旁的窄狭地带。接近铁路线的广大的领土，完全在游击队的手中。他们日益加多并且更有效力地袭击日本的交通线、军事运输、军队的分队和当地的驻军。在目前尤其是如此……第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的游击队，已经变成一种强大的力量。”

之所以说日军对中国的占领是“名义上”的，指的是侵华日军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后方。

没有后方的军队是悲惨的。

没有后方的战争注定失败。

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兵力甚微，武器简陋，尚不具备与日军现代化师团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的能力。但是他们于广大的敌后战场，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创建扩展抗日根据地，不惜代价不间断地战斗，为的就是把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变成前线，令敌人每一分每一秒都要为其侵略付出代价。就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就在日军孤注一掷地向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中心武汉推进之时，毛泽东再次向共产党高级干部发出通电，再次强调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应该把握的“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的“总方针”：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中国举国保卫大武汉的时刻来临了。

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