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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佑一直关心刘禹锡的状况，得知禹锡在洛阳丁忧，常有书信抚慰。贞元十三年时张建封进京言宫市事遭叱后，禹锡曾写信提醒杜佑谨防张建封作乱，深得杜佑嘉许。又有禹锡登第前即为杜佑撰《论西戎表》之事，杜佑欲招禹锡入幕府之心，可谓久矣。因此，不待禹锡自请，杜佑便差人将聘书送到，令禹锡丁忧期满后即往淮南节度使府赴任掌书记一职。

贞元十六年（800年）初，刘禹锡辞别母亲，再次取淮河水路东下，正式担任淮南节度使府掌书记。孰料尚未及与杜佑等人切磋学问，一桩紧急军务从天而降。

第四章 刘禹锡初历国事

正如刘禹锡曾担忧的一样，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自从贞元十三年言宫市事遭叱之后，心意已灰，其子张愔久蓄反志，借机在牙军中勾结党羽，图谋不轨。贞元十六年五月，张建封病逝，乱兵杀死郑通诚和大将段伯熊，软禁了监军宦官，拥立张愔为主。张愔尾大不掉，悍然上表请朝廷封其为徐泗濠节度使。适逢吴少诚叛乱正炽，山南东道节度使于由新成割据，朝廷不敢轻启恶例，养虎为患，于是拒绝张愔上表，而加杜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领徐泗濠节度使，令其出兵平叛。

敕令传来，杜佑虽荣加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各级官吏的官衔俱加兼徐泗濠节度使府衔，但淮南节度使府上下毫无喜庆气氛，所有人都投入了紧张的备战中。刘禹锡作为掌书记，当仁不让地为杜佑撰写《让同平章事表》《谢同平章事表》并《谢手诏表》等。

杜佑坐镇中军，频频调度，大军展开阵势，却出师不利，速战取敌无望。杜佑在扬州如坐针毡，不得自安。朝廷本无决战之志，败讯传来，朝中议和姑息之声再度甚嚣尘上，德宗皇帝又发手诏，询问杜佑是否另有破敌之策。刘禹锡建议杜佑：先“申明大义，释清谣言，令叛军自行瓦解”，然后，再“亲赴行营，统帅三军平叛”。刘禹锡为杜佑作下一篇《请赴行营表》，颇得杜佑心意。

不料，德宗皇帝意志崩塌，顺从了要求息事宁人的朝议，下旨罢兵。杜佑大军无功而返。待善后军务处理完毕，杜佑终于有了闲暇，将刘禹锡、段平仲等人招至府中，合计审定《通典》。在整理子产“论政宽猛”时，禹锡联想到刚刚结束的徐州之役，感慨道：“治国之道，古之圣贤诚已备述矣！昔日子产临终时以宽猛之道遗于太叔，而太叔宽仁，致郑国盗贼为患，于是发兵征剿，方平盗患。治国之道，在于以宽政爱之、活之，以猛政律之、诫之，若今上能深明此理，二十年来恐已无藩镇作乱之事！”

杜佑亦有同感：“今上御国，待宦官、藩镇过于宽纵，治百僚、黎民过于严苛，正是古人衰亡之兆，唯望此《通典》可稍规谏之。”

禹锡以为，“宽猛之道，非但为治国之术，亦为养生之法。”并写下《鉴药》一文，以见微知著，论“宽猛迭用”之理；又写下《原力》一篇，揭示“人力各有所长，因其施用不同，而小大之辨不同”之理，与宽猛迭用之论相得益彰！

刘禹锡认为，“宽猛迭用，乃施政之道，小大迭用，乃用人之道。宽仁之政，需委之以仁爱之人，方可感化万民；猛烈之政，需行之以刚直之人，乃有禁止之效。唯有任人以其长，尽其无敌于天下之力，国方可治之。”

因二百多卷的《通典》卷帙过于浩繁，杜佑接受刘禹锡建议，编印缩写本，即将其中要点辑录出来，自成一套《理道要诀》，利于阅读和普及。

两年幕府生涯对刘禹锡而言是极大的进步，杜佑教导的施政办法、文武之道使禹锡的所思所想，再也不是只知纸上谈兵，刘禹锡已经具备了担当更大责任的条件。

贞元十七年（801年）年末，刘禹锡接到了调补京兆府渭南县主簿的命令。禹锡于贞元十八年（802年）年初到渭南县主簿任上。此时，阔别已久的好友柳宗元任职蓝田县尉，属地与渭南紧邻，二人得以时常相见。

刘禹锡每日公务清闲，多为京兆尹韦夏卿代草表章而已。因韦夏卿好游宴，常请负有时望之辈来府讲学，刘禹锡常可聆听大家教诲，每每乐在其中。

刘禹锡与柳宗元、韩泰等时常同在韦夏卿府中听名士施士匄讲《毛诗》。施士匄以丰富的学识和辩证的思考重新梳理毛注中《诗经》，饶有趣味，令人耳目一新。刘禹锡和柳宗元、韦执谊、韩泰、王伾等在追随施士匄持经考疑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形成经以致用的学风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贞元十九年（803年），杜佑自淮南入朝，拜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掌相权。刘禹锡在杜佑的关注下，辟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执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等实权，因此也有“八品宰相”之称。刘禹锡刚至而立之年便取得如此要职，以为从此便可一展抱负，不由兴奋地记载情状道，“避御史之骢马，逐幸臣之金丸。”

仕途顺利使刘禹锡诗文更有影响。京师达贵皆愿与他往来唱和，以韵相酬。此年，刘禹锡娶京兆府水运使薛謇之女为妻，置家光福坊一处宅院，琴瑟和鸣，夫唱妇随。

在御史台，刘禹锡幸运地与两位故友韩愈、柳宗元成为同僚，终于得以日夕相对。此时三人年岁相仿，志趣略同，在御史台共事期间，结下了终生不悔的友谊。

为监察御史时日稍久，刘禹锡便发觉这“八品宰相”其实难为。大唐此时，早已不是纲纪严明、法令威赫，而是官风日下，民生凋敝。尤其是宦官及其党羽横行于市，根本不在监察御史管辖之内，就连地痞恶霸也多有宦官为后台，令执法者徒叹奈何。更讽刺的是，德宗皇帝对监察御史们并不信任，命北司宦官刺探百官行止、民间议论，就连御史台也在北司的监视之中。禹锡只能按捺雄心，等待时机，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和韩愈、柳宗元讨论学术、切磋诗文之中。三人不仅相互研习，且同往《春秋》大家赵匡、陆质等人处登门求教，学习王霸之术。尤其在陆质处，辨析研究陆质所著的《春秋微旨》《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辨疑》，不仅使刘禹锡拓展了眼界，更与凌准、吕温、韩晔等人相识、相知，结为莫逆。

第五章 千钧一发朝堂惊

贞元二十年（804年），随着德宗皇帝几场病恙，朝野内外都嗅到了一丝异样的气息，各怀所图的人们在谋划着，行动着，期待着。

刘禹锡与王叔文之党相善，此时已经是朝中众人皆知之事。前因刘禹锡协助韦执谊检拔才能，便使禹锡门庭若市，此时更有欲投机取巧拥附太子者蜂拥而至，禹锡自感身负重责，不敢怠慢，每有来者必待之以礼，刘府更为喧腾之地，禹锡亦常感不胜其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