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谬矣！”刘禹锡不由自主地再作《观市》一篇，讽喻朝廷乱象的同时，亦为后人记录下州县集市一日生动真实的繁华之状。

第十二章 访桃源窥见南山

元和二年（807年）对于刘禹锡而言，是希望与失望倍增的一年。对刘禹锡成见极深的武元衡出将入相，正是显达之时，未来数年，都将是刘禹锡仕途上无法绕过的障碍。

稍令刘禹锡可怀希望之处，在于几位故友仕途通畅。白居易入翰林为学士，可以向皇帝进言；元稹为监察御史；李绛自翰林学士起为主客员外，三人渐有参入禁中之望。但刘禹锡心中明白，以三人之地位，尚不足以援手于己，但仍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与他们通信联络，互诉衷肠。

白居易以讽喻诗受宠而入直翰林，必以讽喻规劝为入相之术。然诚所谓天威难测，若不加以谨慎，必定步步危机。刘禹锡生怕白居易骤擢翰林而得意忘形，触动宪宗永贞旧事之逆鳞，徒遭宵小群谗所害。虽然千里通信不易，刘禹锡仍将朗州所作文章两篇相寄，以为警诫。

当刘禹锡在元和二年一个沉闷的夏夜被嗡嗡环绕的蚊子扰得无法安眠时，他一边搔痒，一边抓着忽然的灵感，在嗤笑中写下《聚蚊谣》。

将这首诗寄送白居易，禹锡痛快淋漓地讽刺了那些躲在黑暗庇护之下沸腾喧嚣的奸佞小人们。刘禹锡将朗州视为自己的蚊帐，他希望白居易能沉稳心神，蓄势待发。

白居易接到来信后，深感刘禹锡所嘱正当其时。因念刘禹锡远在朗州，不能当面唱和，于是从自己诗集中精选了一百篇，装订成册，赠予刘禹锡作为对其殷殷叮嘱的酬谢。元稹、李绛闻讯，亦在信中慰问刘禹锡。

元和三年（808年），群臣为宪宗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并大赦天下。这是元和元年“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之诏后又一次遇逢大赦，刘禹锡等人仍然被排除在量移官员之外，依旧做着各自的司马。刘禹锡对此结果早有心理准备，趁着漫山的春光，约上几位友人，终于将寻访桃花源的心愿付诸实践。

自从东晋陶渊明所著《桃花源记》流传天下以来，世人皆对神秘的桃源仙境兴致盎然，并按照陶渊明所述之方位探寻，自刘子骥开始探幽之后数百年，从无人能再入桃花源中。然而来到武陵，不去寻访一番，又总令人心中抱憾，文人墨客更是以为雅事。

刘禹锡亦知桃源之说恐为杜撰，不过以此为名目赏游踏春，却也十分有趣。按照《桃花源记》的记载，刘禹锡与友人亦取水路，沿着清悠悠的沅江往武陵城外山中而去。乘舟行至暴龙碛，水路已不可再往山中，禹锡等人便在此登岸，随意择了一个方向，钻入遮天蔽日的山林之中。几人一面行进，一面吟诵着《桃花源记》，在周围寻找与之相符的景致。虽无所觅，却人人欢喜自得。

又行一阵，正饥渴之时，一座道观显现于山顶的云雾之中。有人认得，此乃瞿童升仙之地，由前朝敕命建造的供奉道观，据说还有瞿童升仙的足迹留存。不得桃源仙境，得一仙人道场，亦算有所收获，禹锡等人高唱着俚语山歌，向着云端的道观进发。

观中道士颇识待客礼数，为刘禹锡等奉上自制香茗。瞿童飞升之事，方志中略有言语，不甚详细，应刘禹锡之请，道士为之详解。

刘禹锡又随道士往八迹坛去瞻仰仙踪，果然见一块巨大的岩石上，有八个清晰的脚印。刘禹锡爬上岩石，顺着脚印的方向，一步一步蹈着仙人飞升的足迹，感受着将入云霄的心情。行至最后一步，眼前豁然便是苍茫无垠的碧空，一股凌云翱翔之感倏然而生，瞬间便令人看透了人间的纷扰纠葛。

想着瞿童飞升的奇闻，刘禹锡对自己的遭遇更加释然。连仙人飞升之前，都是饱受责难、历经排斥，想来这真的是天地之间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成功法门吧。相比之下，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在朝中所受那微不足道的挫折而委屈呢？

这一刻，刘禹锡蓦然发现，他已经找到了桃花源。神秘的桃花源究竟在何处？它不在我们所能认知的这个世界中，它在陶渊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宏大志向里，它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心境里，它早已经存在于刘禹锡顽强不息的广阔胸怀里！桃花源不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桃花源是天下仁人志士共同的精神故乡！

“我心归隐桃源，我身纵横四海！”微风晓月之下，刘禹锡默默念着，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桃花源！回到家中，他用一首一百韵的长诗为后人记下了这段心路历程。

第十三章 刘柳韩书信相通

刘禹锡在朗州与众故友通信，除了解时事、相互勉励之外，更多乃为切磋学问。幸而挚友柳宗元就在永州，与朗州相近，又兼两州刺史通情达理，常以公函邮驿为二人传书，因此交流更频，为二人在贬谪之中增添了许多宽慰。

韩愈自从归京之后，因屡与宦官和权臣对抗，仕途不甚得意，官司闲职，从某种意义上说，韩愈虽然身在长安，境遇却与贬谪之中的刘、柳并无差别。对故友的思念每每令韩愈提起笔来，重拾许多当初没有来得及辩论清楚的问题，复与刘、柳通信，以为慰藉。

当年，刘、柳、韩三人同为御史，耳闻目睹朝廷百态，时常困惑于为何忠臣良将仕途坎坷、命运多艰，而奸臣贼子反倒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天理何在”的声声质问痛彻心扉，深深刺在刘、柳、韩的心中。

对于在学术上自视颇高的韩愈、刘禹锡、柳宗元三人而言，争论天人关系不仅是思想的碰撞，不言之中更有一层谁堪为文坛领袖的竞争意味。在各自经历了人生的巨大跌宕之后，他们对天与人的关系这一哲学命题的理解，分别朝着各自的方向更加深入许多。

刘禹锡曾对柳宗元言，韩愈之所以在政见上与刘、柳不同，其根本原因正是哲学观的不同。

贬谪朗州之初，刘禹锡亦常作怨天尤人之愤，然而，时过境迁，当最初的愤懑和自傲消退之后，哲学思维的理性光辉重新照亮了刘禹锡的世界，许多曾经被忽视或误解的细节，一一浮现在眼前。

刘禹锡精通医理，从这一角度来看天人关系，他发现：药石皆生于自然，本为草木虫兽之类；疾病亦生于自然，本有催魂夺命之险。人可以引草木虫兽之类，而攻催魂夺命之险，之所以如此，在于通晓天生万物相生相克之理。理之既明，需以温猛相济、辩证而用，成行医之法。同理，耕织有耕织之法，冶炼有冶炼之法，营造有营造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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