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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朝中舆论风向有变，年高久病的杜佑随即致书刘禹锡，告而慰之。刘禹锡如获至宝，伏案细读，如沐春风。但是，杜佑信中所言“浮谤渐消”，可知仍有固执阻止之人。况且，皇帝有诏在前，起用程异已是破例，若再将其余人等起复，岂非扫了金口玉言的颜面？

元和七年（812年）中，刘禹锡在朗州的生活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伴刘禹锡多年的老友董颋和顾彖相继病故，在痛失知己的悲辛中，刘禹锡接连为二故友写下墓志铭，以寄托深深哀思。刘禹锡不知，这样残酷的诀别，究竟是预示着自己将要离开朗州，还是预示着自己亦将化为朗州的泥土？

十一月，杜佑病逝的消息传至朗州，刘禹锡更觉惊骇，不意新近通信，竟成绝笔。虽然杜佑居相位近十年，未能维护永贞革新，亦未能为刘禹锡之辈援手，但禹锡毕竟是杜佑门下旧吏，既有教导之惠，又有知遇之恩，虽然远在朗州，禹锡仍遥设祭坛，以尽门吏之仪。

果如刘禹锡所预感一般，李吉甫筹谋一年，终于勉强获得宪宗首肯，下诏以刘禹锡等为远州刺史。虽然治郡偏远，毕竟得获量移，假以时日，必可渐续用之。但诏书到中书省时，却被武元衡扣下。武元衡已认定，以刘禹锡为代表的王叔文余党绝不可用，于是邀集十余名言官觐见宪宗，言辞恳切，几以死谏。

宪宗心中其实亦对刘禹锡等人心怀忌恨。且不说当年谣传刘禹锡主谋另立东宫，近些年来刘禹锡所作诗文偶有传入宫中者，宪宗览之，往往觉有讽刺之意。若非李吉甫、李绛等人力主召回，宪宗宁可朝中无一贤才，也要令王叔文之党贬死在外。而今武元衡等人进谏，正合宪宗心意，于是顺势取消诏命。

元和八年，薛氏陪伴刘禹锡走过从辉煌到落寞的十年人生路，恋恋不舍地撒手人寰。薛氏以一官宦小姐之养尊处优，不以刘禹锡仕途绝望而怨之弃之，甚至在父亲与禹锡政见不同时，义无反顾地站在禹锡一边。薛氏陪伴禹锡在朗州八年，备尝艰辛，居于沅水畔招屈亭附近之陋室，为禹锡照顾年迈母亲，养育三个幼小儿女。她以温情和坚韧默默地支撑着刘禹锡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是禹锡心中最温暖的一抹亮色。

政治迫害之苦，亲人失去之痛，现在相依为伴的妻子又离他而去，留下三个孩子，还有一个需要赡养的年近八旬的老母，禹锡苦不堪言！刘禹锡笔墨和眼泪相和，写下《伤往赋》，痛悼爱妻。

从此之后，刘禹锡再未续弦，孩子交给家中女佣泰娘代为抚养。

胸怀大略的刘禹锡报国无门，心存苦闷。再加上常年水土不服，爱骑、良友、妻子病逝，使身在谪籍的刘禹锡病了，病在大唐的秋天，“寂寂重寂寂，病夫卧秋斋。”他病得如此沉重，“伊我兮久而滋漫。”秋风归雁，谪客先闻，更触痛禹锡那颗敏感而脆弱的心。

闻听刘禹锡卧病，柳宗元自永州急忙寄来药方，并托深得医术的高僧君素上人前来诊治。君素上人“一席麻草，千里来访”，“穷巷唯秋草，高僧独扣门”使刘禹锡感动万分，再与君素上人坐禅论佛，清境观照，证悟一心，使禹锡有“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之感，而发出佛教乃“出世间法”之叹。

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刘禹锡以为自己将迎来在朗州的第十个年头时，他奢望已久的回京诏书在路上磨磨蹭蹭地行走两个月之后，终于为他带来了重生的灿烂光明。

到底京城中消息灵活，刘禹锡等人被召回长安的消息，堪称十年来最具爆炸性的新闻，深深地震动了大唐的官场。人们霍然发现，王叔文的余党们竟从漫漫时光的压迫中挺了过来，行将重回他们曾经辉煌耀眼的舞台。

朗州友人有谁不知刘禹锡归心似箭？不待刘禹锡一一拜访辞行，众人便不约而同地来与他道别。

汨罗江头，柳宗元已待刘禹锡多时。接到诏书时，喜出望外的柳宗元不愿独自回京，便思刘禹锡回京可从永州经过，两人若一同回京，一路吟诗作赋，定是一桩美事。刘禹锡接到书信，亦爱有此良朋贤友同行千里之途，便欣然应允。

刘、柳二人水陆相继，日行数十里，只叹无法追上早已飞驰千里的灵魂。行至洞庭湖时，二人望着烟波浩渺、素光无际的湖水，不由浩叹。柳宗元道：“去岁秋夜，读梦得《望洞庭》诗：‘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以为想象丰富，比喻恰当，色调淡雅，精美绝伦。‘白银盘里一青螺’之语，将壮阔不凡之气度寄于高卓清奇之情致，实乃匪夷所思之妙句。”

刘禹锡拱手道：“禹锡素仰杜子美，此诗学子美诗而作。尝过洞庭，虽为一篇，然思杜员外落句云：‘年去年来洞庭上，白蘋愁杀白头人。’鄙夫之言，有愧于杜公也。”

元和十年（815年）二月，刘禹锡回到阔别已久的长安。

第十六章 玄都观梦得题诗

长安旧宅仍在，十年间竟未有丝毫改变。留京老仆听闻主人将归，一早已将宅中收拾干净，两人相见，是禹锡又是亲人，不免抱头痛哭。

二三月之间，正是桃花盛开季节。其时长安内外桃花茂盛之处，第一等必是玄都观。邻人向刘禹锡推荐此处时，刘禹锡却毫无印象。在他的记忆中，玄都观只有数间瓦房，一片荒地。

按照记忆中的道路，刘禹锡信步而行，在去往玄都观的路上，试图找回对长安城的熟悉感觉。

虽然道路变化很多，但其指征已然明显——道路上已有许多姹紫嫣红的花瓣，连泥土都被染上了深深的紫色。刘禹锡向迎面而来之人询问，人们都热情地为他指出玄都观的方向。

即使桃花花品庸俗，但不可否认，数千株桃树同时开花的场景，的确是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画卷。不过多时，这幅美丽画卷便成为大唐英贤们共聚一堂的绝佳背景。

裴度、李绛、权德舆、崔群、白居易、韩愈等人正在朝中受重用，自然成为返京官员们争相讨好的对象。虽然同是其乐融融的场面，但刘禹锡鲜明地感到，在都亭驿中悲愤激昂的人们，方进京城不过数日，其精神、志向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诚然，趋利避害是埋藏在心灵底层的根本人性，尤其对于在偏远恶地羁留许久的人们，当他们再度置身于繁华满目的长安之春时，“留下”便成为战胜一切的强大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