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感慨世事沧桑，玄都观于挥毫作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戏赠看花诸君子之诗，将要为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局。

对刘禹锡成见极深的武元衡览诗，以为 ‘无人不道看花回’是以下品之桃花暗讽朝中群贤，‘尽是刘郎去后栽’，更是讥讽自己是在刘禹锡走后才上位的，便急急入宫，求见宪宗。

观史而论，宪宗并非无道昏君，在唐朝皇帝中亦算是有所作为者。但终其一生，唯在永贞革新之事上耿耿于怀，不甚大度。究其因由，一乃当初与谋皇太子监国时，身为太子的宪宗亲眼看见父亲顺宗病卧榻上，完全任人摆布，因而极为痛恨王叔文等擅权乱政，将父亲用作傀儡；二乃宪宗登基之后，坊间流传其篡位及弑父弑叔流言，宪宗疑心是王叔文余党所构，因此更生忌讳。闻武元衡再奏，宪宗当即决定，必将刘禹锡等人再贬，不使生还。

翌日，正是复召官员入宫面圣之日。刘禹锡早起，明镜面前，拼命地想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

出乎众人意料，面圣之日，宪宗皇帝却迟迟不到，却见武元衡从含元殿后走出。刘禹锡一惊，心头掠过一丝不祥。“以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以饶州司马韩晔为汀州刺史。”武元衡提高声音，似乎在向众人宣布自己的绝对胜利，傲然宣布：“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

播州地处黔北，只有五百户，极度荒凉，是大唐疆域内下州之中的下州。将刘禹锡从朗州司马改为播州刺史，这是赤裸裸的贬黜。以刘禹锡所负时望，这一诏命可谓石破天惊，他泪水夺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柳宗元与刘禹锡感情最笃，颇知刘禹锡家中之事。刘母卢氏已近八十高龄，若刘禹锡果赴播州，则为死别。思索再三，柳宗元愿以柳州与播州相易，上奏朝廷。宪宗在裴度劝说下，使刘禹锡改授连州刺史，柳宗元仍出刺柳州。

刘禹锡苦等十年，只在长安度过短短两月时间，便又要远赴海隅，令人好不唏嘘。新任刺史们虽留恋长安，但长安已无他们容身之地。刘禹锡又与柳宗元再出金光门，一同踏上了出刺州郡之路。

撇开二人友情，就诗中所见，刘禹锡的诗更多取法杜甫，也受白居易诗的影响，而柳诗兼取陶渊明与谢灵运。柳心性更激切孤直，故其诗既有近似陶诗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之作，更多的诗，情调凄怆，气氛幽冷，意向孤峭，缺少刘诗那种豪迈昂扬之气与清新朗丽之风，但刘、柳二人皆为中唐诗坛不同于韩、孟与元、白两大派的两位卓然独特的诗坛名家。

第十七章 刘禹锡踏潮迎波

两月奔波后，当刘禹锡来在桂阳县连州刺史府门时，他便不由想起了王叔文。“先历州郡，再掌台省”这正是王叔文当年为刘禹锡指出的道路。不过后来事情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料，刘禹锡凭着一腔热情纵横驰骋，却在帝国中央的曲直中撞得头破血流，现在，终于拐回到了原定的道路。

改授连州，于刘禹锡乃是不幸中之万幸。连州虽处岭南，但却是拥有十万百姓的上州，州刺史有从三品上的品级。刘禹锡从一六品司马一跃擢升为三品刺史，这意味着“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诏令已被打破，只要用心治理连州，获得优秀政绩而再擢近畿雄州，绝非难事。

刘禹锡甫一上任，便迎来海潮。刘禹锡领着府衙中人检视了公府仓廒，查看了河塘堤坝，督促公人将老弱妇孺转移到安全地带。防务皆备，再看天空，已是黑云涌动，疾风渐劲，四面隳突。

“使君，风雨将至，宜速回避！”衙役心中焦惧，不住催促。

“避？避往何处？”刘禹锡答非所问，不顾衙役劝阻，径自来到城楼上。豆大的雨点乘着咆哮的南风，狠命地砸向摇摇欲坠的城楼。刘禹锡扶住垛墙，艰难但坚定地对抗着愈加肆虐的狂风暴雨。

隆隆的滚雷穿透嘈杂的坠雨，耀眼的霹雳撕破黑暗的牢笼，在这场振奋心神的洗礼中，刘禹锡享受着狂风暴雨能奈我何的骄傲，任由风雨将身上仅剩的哀怨和晦气一扫而净。

衙役又来请道：“使君，此处危险，快随我去躲避吧！”

刘禹锡哪肯离去？反而大声问道：“如此雄壮之风雨，若在海边观看，岂不更妙？”

衙役大惊，回道：“这般风雨，只怕南海泛滥，冲入海塘，便成踏潮！某曾亲眼目睹，巨大的波浪铺天盖地冲上陆地，轰鸣之声震耳欲聋，横扫之地片瓦不存，若非逃避及时，必死无葬身之地！”

刘禹锡闻此言，更加神往。因思身负百姓命运，刘禹锡便听从衙役苦劝，回到坚固的屋中避雨。衙役升起火炉，为刘禹锡烘着衣裳，又讲述踏潮时排山倒海的非凡景象。刘禹锡按捺不住激动，从袖中抽出油纸包裹的毛笔，蘸着雨水，留下一篇淡淡的墨迹——《踏潮歌》。

在刘禹锡的精心尽职的安排下，这场四年一遇的强大海潮对连州的破坏，得到了有效的抵御。刘禹锡依朝廷惯例，先后作《连州刺史谢上表》《谢门下武相公启》和《谢中书张相公启》三篇文章。因这三篇文章分别上宪宗皇帝、武元衡和张弘靖，而此三人正是主导刘禹锡再逐远地的元凶罪魁。禹锡为文，实出无奈，文中聊作辩白，叨叙感激，并无真情。只在与裴度书信中，刘禹锡感激涕零，愿以死报。旬月之后，京城传来裴度回信，告知刘禹锡一桩惊世骇俗的大案。

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御史中丞裴度遭重伤！

骄悍藩镇当街格杀宰辅、刺伤重臣，文武百官不但不以为弥天之耻辱，反而以藩镇凶悍为由，大放厥词，再谏宪宗罢兵停战，赦免吴元济之罪，并议罢裴度之官，以抚慰淄青、成德。

宪宗闻奏，勃然大怒，严厉斥责：“裴中丞大难不死，是天不亡朕！若罢其官，是奸谋得逞，朝廷无复纲纪。朕用裴爱卿一人，足破众贼！从今日起，长安内外务必严加搜捕歹徒，凡擒获者赏钱一万缗，授五品官；敢隐匿者，必夷灭三族！谁人敢复言姑息，必以附逆斩之！”

群臣惊惧，皆不敢忤逆。

待裴度伤愈，宪宗便令裴度补武元衡之位，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总领淮西军务。武元衡已逝，裴度入相后心中便有复召刘禹锡等人效命淮西之意。但以此试探圣意时，宪宗正为武元衡之死而伤怀，不欲使刘禹锡等回京而失与亡者君臣之谊。裴度只得将此中种种款曲付书禹锡，令其安心治郡，待有政绩，再行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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