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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来时，殿中尚有人供奉酒肉，到刘禹锡来时，残败之状更令人心戚。刘禹锡心中断言，不出数代，白帝城将只剩白帝之名，不再别有公孙述之痕迹。一代枭雄沦落至此，足令人慨叹不已。

当刘禹锡来到蜀后主庙时，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蜀先主庙中人来人往，香火旺盛，人们对刘备、关羽、张飞顶礼膜拜，崇敬有加。刘禹锡一身便服，无人认得他是新到任的刺史，这令他得以十分惬意地随着人流在刘备像前上香祭拜，并在庙中观赏历代游人留下的文字。

在刘禹锡心中，刘备志在匡扶的英雄豪气堪称古今第一。只可惜天不相与，刘备虽得诸葛亮辅佐，但生儿不肖，不能发扬基业，反而留下“此间乐，不思蜀”的千古笑柄，使先人蒙羞。蜀先主庙中前人文字，哀挽于此者不一而足，然能尽抒其意者尚未见之。刘禹锡诗意陡生，选一显目处，将一首赞誉英雄、鄙薄庸碌之诗《蜀先主庙》题下：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

第二十一章 续《九歌》新作《竹枝》

从白帝城下来，刘禹锡继续巡查之行。正值开春时节，水流之畔、陇亩之旁皆可见祷巫祀神之郊庙，百姓们为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和健康平安，虔诚地向各路神祇进香跪拜。祭祀之中，不免有歌咏舞蹈，那些呕哑晦涩的乡音俚曲，却又勾起刘禹锡一段未曾了结的心愿。

刘禹锡初任朗州司马时，乍听沅湘民歌尚觉饶有趣味，但时日稍久，便觉伧儜。稍可入耳者，唯三闾大夫所传之《九歌》，然而经过千年传承，或曲调存而曲词变，或曲调变而曲词存，再无高士为百姓谱写新曲。刘禹锡曾数度有意接续篇章，只是在朗州、连州期间心境不佳，少有作曲填词之雅兴，因而落下此桩心事。

夔州民俗与朗州、连州多有相同之处，刘禹锡在夔州城郭乡野悠游问访，有似曾相识之感。乡里少年往往奏短笛、击皮鼓，三五联歌，伴歌起舞，不亦乐哉。而能歌最多、舞最勤者，每每必为邻里所爱。而聆其曲调，比朗州、连州更为古朴优美，遥传诗经之风，尤为迷人。白帝城下看过数场盛大祭祀，听过无数山歌俚曲，刘禹锡心中喜悦，技痒难耐，以俚曲《竹枝》为名，或将山歌之词入于格律，或仿照山歌将目睹情景形于文字，孰料一试之下，刘禹锡胸中文思喷薄而出，无意间竟创造出别具情采的独特风格：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相较往日所作诗歌，《竹枝》没有叹古咏怀之凝重，没有抒发壮志之豪情，更无针砭讽喻之锋利。诗中意象平和自然，遣词通俗易懂，毫无引经据典之做作，读之怡然可爱，令人神清气爽，心生欢喜。刘禹锡再三吟唱玩味，似仍意犹未尽，恰见江畔年轻男女们折花摘草，打情骂俏，如胶似漆耳鬓厮磨，却有一少女形单影只忧愁怅惘，独自静坐江边，甚是可怜。这位正受情爱煎熬的女子忽然触动了刘禹锡心中的隐痛，笔下文章倏然多了几分怨念：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刘禹锡假女子怨愤“郎意易衰”之言，直抒胸中对皇帝圣意难测、权臣恩纪不终的不满，词中虽有幽怨，却不失生动。相比传统诗歌讲求音韵格律，《竹枝词》更加自由奔放，这般无拘无束的畅快感觉，是对刘禹锡饱经折磨的心灵最好的解放。

优美婉转的歌声留不住夔州刺史巡游州境的脚步。白帝城下沿江行不多远，便是瞿塘峡口。

刘禹锡亲眼看见纤夫们拼尽浑身的力气，吆喝着那保命求生的歌谣，艰难地拉着船小心翼翼地穿行在危机四伏的十二险滩中，时有心惊肉跳之感。深沉悲亢的歌谣渐渐远去，刘禹锡起身，一声长叹：“纵然是滟滪堆前险恶无双，瞿塘峡中惊险异常，但只要保持谨慎，尚可平安通行，但是，人生的旅途呢？”

巫峡深邃曲折，两岸山高谷深，奇峰连绵，美不胜收。最令人惊叹之景，莫过于巫峡中氤氲变幻的云霓雨雾。刘禹锡命船夫不再摇桨，任凭小舟飘荡在这诗情画意的天地中，将自己深深融入了夔州雄伟壮丽的山水之间。

两岸山崖上，层层叠叠的桃花和李花争相开放，更高处，云雾之间似乎升起了炊烟。刘禹锡十分好奇，那生活在云端的人们，过的是否是仙境中的生活？待舟行到近岸处，刘禹锡这才看见，山间蜿蜒的小道上，头戴着金钗银钏的女人们嬉笑着来江边濯衣负水，而腰佩长刀、头戴斗笠的男人们，结着伴往更深的山林中去。顺着他们前行的方向，远方的山中腾起了刘禹锡十分熟悉的烧畲烟火。也许是听到刘禹锡方才的歌声，山上、云中亦响起此起彼伏的山歌，还夹杂着无数的笑语。刘禹锡不甘示弱，稍加思索，便有新词：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刘禹锡毕竟有公职在身，不能久在巫峡中逍遥遁迹，只得弃船登岸，在落日余晖中踏上回归官场俗务之途，用一首《杨柳枝》向这令他心旷神怡之地道别：巫山巫峡杨柳多，朝云暮雨远相和。因想阳台无限事，为君回唱竹枝歌。

第二十二章 论利害摈弃虚名

唐穆宗登基之后，确实显现出一些与宪宗一脉相承的气质。长庆元年中，宪宗时期先后削平的藩镇趁天下易主之机，又有蠢蠢欲动之举，幽州、成德、瀛莫先后作乱，穆宗携新君之威，重新启用宪宗朝末年遭到排斥的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再使官军复现神勇，叛镇指日可下。刘禹锡闻之，以为穆宗承继父业，且又与己无怨，当是可以报效之主，求援之心，油然而生。至长庆二年春时，裴度仍在镇州行营，禹锡盘算朝中可以倚靠之人，莫过元稹、白居易、韩愈之辈。刘禹锡得授夔州刺史，正是元稹身居翰林之力。刘禹锡寄书不久，裴度与元稹之矛盾为奸人所用，二人双双遭贬。刘禹锡远在藩守，他的希望便如此悄然无息地湮灭在朝中故友的争执之中。

与他人因一时己念而疏于友情不同，刘禹锡少在京城浸染，又久在远州流落，因而更加珍视友情，从不以势利待人，以此常有故人来投。刘禹锡在夔州视事未几，便有故人之后千里到访，恰勾起一段尘封日久的记忆。

来投之人正是昔日永贞革新时代表革新集团执掌门下省的韦执谊之子——韦绚。自韦执谊贬死崖州之后，韦绚与韦执谊遗孀返回襄阳祖宅读书度日，不幸长庆元年时母亲亡故，韦绚孤苦伶仃，无以依靠，因人言刘禹锡极念旧谊，便思亡父韦执谊与刘禹锡曾共患难，便负书籍溯江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