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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在宫廷刀光剑影中被宦官扶上帝位，时时事事皆不离宦官掌控；朝中虽有裴度苦力支撑，却不及李宗闵之辈勾结宦官，熏天权势之下，裴度亦无可奈何。白居易回洛阳不久后，被征为秘书监而去长安，刘禹锡在洛阳困居半年，得一主客郎中分司东都的闲职，百无聊赖的生活，便在亲朋唱和与迎来送往之中继续蹉跎，这与他在二十三年沉沦生涯中日夜期盼的归乡生活有天壤之别。在恬静幽雅、孤独闲适的闲居中，刘禹锡师蜂自励，修德至勤，在表现“身闲志不闲”的高尚情操的同时，暗用刘向《杖铭》之意，讽刺朝廷“有士不用”。其内心之不平，在于心系社稷。

又过一年，刘禹锡果然看到了重归大唐权力中枢的曙光。大和二年（828年）春，在宰相裴度、窦易直和淮南节度使段文昌的极力举荐下，刘禹锡调回京城，任主客郎中。

再度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刘禹锡心中横生孤傲。他笑了，他笑那么多灾多难的命运最终被他制服，踩在脚下。那些曾经对他恶语相加、造谣中伤之徒，还有几人能活跃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主客郎中虽然官非枢要，但已有力地宣告，刘禹锡不屈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刘禹锡快马加鞭，赶赴京城。但他到达京城的第一站，既非投宿馆驿，亦非向郎署报到，却是去了玄都观。

元和十年那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让刘禹锡复官梦碎，令他始终不能释怀。他曾无数次梦见玄都观中的桃花，他发誓有生之年必要再到玄都观，再写一首咏桃花之诗。

可是刘禹锡失望了。大和二年春天的玄都观里，早已没有了当年的百亩桃花。昔年春游胜地，今日已成一片杂草丛生的荒野。仔细想来，也不奇怪。宪宗、穆宗两代皇帝皆因服食金丹而暴毙，玄都观受到牵连，道士们被驱遣一空。无人照料之下，桃花、道观何能独存？

失望过后，刘禹锡却又仰面大笑：这玄都观中的桃花，看来果真与他有缘！当年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引发轩然大波，而今不仅桃花都不见，连种桃树的道士也都没了踪影，岂不恰好暗喻了奸邪小人们失势灭亡的命运吗？满目的荒凉在刘禹锡眼中却别有一番滋味。他无意于幸灾乐祸，但绝忍不住发出由衷的嘲讽：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

——《再游玄都观》

然而，玄都观似乎是刘禹锡命中的煞地。命运便是如此荒唐，刘禹锡第二次在玄都观题诗，又令他的仕途遭遇了意外的挫折。刘禹锡刚刚望见的通往瀛洲之路，迅即被李宗闵之辈拦断了。《再游玄都观》一诗中透露出的桀骜之气和对新贵们的不屑之情，刺痛了李宗闵的神经。他指使言官上书弹劾，请托宦官屡进谗言，无所不用其极，硬是令裴度欲使刘禹锡知制诰的计划胎死腹中。

未能如愿知制诰，刘禹锡难免失落。裴度虽有同情之心，却无再擢之力，只能尽其心力，助刘禹锡在大和三年（829年）除礼部郎中，仍兼集贤殿学士，每日与古今典籍为伴，兼管判别从天下州道送来的各种祥瑞呈报。数年之中，刘禹锡在长安除编纂书册外，只能常随朝中阁老们饮宴游乐，做些应景唱和文章，虽然博得虚名无数，但他能越来越清晰地听到身体枯萎的声音，这象征着生命之火将要燃尽的声音不断敦促着他，一定还要为社稷做些实在的贡献。又经一年，刘禹锡将所编两千余册典籍进奉内廷后，终得外调之令，出为苏州刺史。

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山明水秀、风物清嘉的苏州是江南之冠，素来是唐代诗人的向往之地。加之，刘禹锡出生地离此不远，自幼在江南生活，任苏州刺史无疑使刘禹锡有归来之感。上任伊始，恰逢苏州水灾，刘禹锡为民请命，开仓赈饥，免赋减役，拯苏州百姓于水火。水灾过后，刘禹锡走入市井，探问农耕，教泽市民，安抚百姓。数月之后，苏州已复灾前繁盛之状。

浙西观察使王璠在苏州看到刘禹锡杰出的政绩后，在考课中将刘禹锡列为“政最”——这是和平时期大唐地方官员极少能得到的荣誉。朝廷特加褒奖，赐予刘禹锡紫袍、金鱼袋，以示荣宠。

获得紫金鱼袋的奖励，无疑是刘禹锡官场生涯中值得骄傲的篇章。刘禹锡明白，这也许就是他能在官场中所获得的最大成就。但与朝廷所加紫金鱼袋相比，苏州百姓对刘禹锡的爱戴，才是令他最为欣慰的奖赏。大和八年（834年），刘禹锡在苏州百姓夹道相送的哭声中，在“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的不舍和惆怅中，调任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道防御使后。此后，苏州百姓自发地建起“三贤祠”，以供奉曾为苏州做出巨大贡献的韦应物、白居易和刘禹锡，千年以降，香火不断。

第二十六章 存精神照耀后世

汝州离洛阳不远，刘禹锡任汝州刺史时，与同在洛阳的裴度和白居易往来唱和。刘禹锡悲哀地发现，裴度已经完全无意于朝政，他在洛阳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宅院，只愿一心安乐养老，白居易与裴度亦是同样打算。大和九年（835年），已经习惯了闲居生活的白居易以病为由，拒绝了授其同州刺史的任命。这顶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御、长春宫等使的乌纱帽，又落到了刘禹锡头上。“二华关渭水，三城朝合阳”的同州乃京畿门户，位置重要。只是同州已连遭四年大旱，刘禹锡上任后，除赈灾放粮外，就是引众赴山祈雨。祈雨途中，因年事渐高，不慎脚部受损，只好在府衙稍歇，并无多事。其本想静待时机，但一场惨烈的宫廷变故，彻底埋葬了刘禹锡再入朝堂的希望。

唐文宗并不是甘做傀儡的昏君。他先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使仇士良取代王守澄，并将王守澄赐死，然后又与自己提拔的心腹郑注、李训等人密谋，意图引凤翔官兵进京剿贼，引发“甘露之变”，可悲大业未成。再历此变，刘禹锡深感一己之力无法力挽狂澜，心生退意。在同州未满一年，刘禹锡即以足疾辞官，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甘露之变令唐文宗丧失了信心的支撑，仅两年便郁郁而终。面对宦官的暴戾，大唐几乎到了无人敢出来主持公道的地步。裴度去做了北都留守，不久告归，寿终正寝。牛僧孺来做了东都留守，日日宴乐，刘禹锡的生活便被牛僧孺、白居易等人的酒宴游乐所占据。

刘禹锡随着年事已高，时常被梦魇折磨，使他感知来日不多。刘禹锡拒绝家人为他请医诊治的建议，他对自己生命的掌握甚至超过任何神明。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就要走到终点了。当世能给他的，只有文坛上的些许微名，真正能读懂他的人，也许在未来。他所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笔墨，诚实地记录下自己的一生，好让后人能够从迷雾万重的史书中读到那个最真实的刘禹锡。

抱病之中，刘禹锡将生命最后的光辉，化入了《子刘子自传》中。作完自传后不久，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秋，刘禹锡溘然长逝于洛阳宅中，官终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后追赠兵部尚书，葬于祖坟荥阳檀山原。(完）

作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