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玺

在文人看来，放情山水是极为风雅的事情。

自然的，乡野的，原生态的，不事雕琢的景物，具有朴素恬淡的雅的气韵，合乎文人内心那种行到水穷，坐看云起，不与山争色，只与山同在的品性。对于淡泊功名利禄、鄙夷纷繁红尘的文人来说，山林乡野无疑是体悟“上下贯通、天人合一”的媒介, 是一种大清净、大自在的境界。

不事红尘、乐在山水的高人，被称作“隐士”。许由、巢父、长沮、桀溺，都是有名的典范。确有记载的，是晋人王康琚，他写过一首《反招隐诗》：“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从王康琚开始，“隐士”便有了“大隐”与“小隐”之分。到了唐，文人士大夫竭力想在“士”与“隐”的夹缝中另辟一条生路，既不想活得太过潦倒，也不想苟合于时政，官场上不很如意的白居易忽发“中隐”之响：“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中隐”犹如一记闷雷，引发了文人士大夫内心的无尽共鸣，因为它戳中了“鱼”和“熊掌”两难的软肋。“中隐”的要义是经济上不与朝廷脱钩，政治上又要有一个自由的人格，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发些自己想发的感慨，从而在朝廷高度集权与文人士大夫独立个性的冲突中，在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天平上，求得某些平衡。

大隐也好，小隐也好，都不免有耕种劳作衣食饥寒的困窘，唯有中隐，既免去了隐士的清苦孤寂，又获得了隐士的清高逍遥，是一种绝佳的隐居方式。照白居易的意思，穷也罢，通也罢，约也罢，丰也罢，只管在留司官里厮混，今日登登秋山，明日逛逛春园，抑或约几个朋友开开派对，摆摆家宴，借酒放言，恣肆欢谑。如果想酷一把，那就谢绝车马，掩关高卧，到月记得领工资就是了。

这种隐，是政治上的无奈，也是任性的赌气。

到了晚明，想卸去背负的人，想凸显自我的人多起来，那些大行们身在市井，却逃遁现实，绝尘离俗，“鸿冥遁迹，偕隐以灌园。”他们开始专心致志地闭门研究起园林来了，造几处假山，植几株秀木，拾掇拾掇庭院，摆弄摆弄居室，心无旁骛，不生杂念，力求“天籁人籁，合同而化”。

有弄闲的人，就有弄闲的书。文震亨的《长物志》应运而生。文震亨说，有品位的人，有深度的人，住在什么地方，把玩什么境致，那是极有讲究的。“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那一拨被《长物志》深深触痛心魂的人于是筑舍于幽山深谷，“山蔚蓝光交抱舍，水桃花色合为台”。屋舍与自然宇宙浑然一体，身心物化为山水协奏幽韵的一道音符，“心与天壤俱闲随云舒卷”，“起望山光，寻昧道腴，虽鄙衣恶食不知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在山水里得到补偿，破灭的政治抱负在山水里得到慰藉。在文震亨看来，与山水的亲和关系，与自然的和合程度，是区分品格层次的重要依据。“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

居于山水，对于许多人，对于许多放不下心志的人，是一种奢望，城市最终还是自己难以逃脱的樊笼。“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世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他们就在自己的庐舍上面下功夫：“石令人古，水令人远……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又须修竹、老木、怪藤、丑树交覆角立，苍崖碧涧，奔泉汛流，如入深岩绝壑之中。”置身于长街永巷，三界之中，隔壁就是人家烟火，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行走在闹市心神却异常安静的人，把情感浓缩于一爿园林，顿时胸怀万顷山河，内心开始博大，辽远，升华，儒雅。“家居惟与子弟谈榷艺文，品第法书名画、金石鼎彝，位置香茗几案亭馆花木，以存门风雅事”。比文震亨稍晚的清人顾汧说，这就是“城市山林。”

文人们没有能力去改变环境，就只好去改变自己。放浪山水，物我两忘，又一种隐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