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我最好的”王光祈

傅国涌

如果要在“五四”一代青年中找出一个符号性的人物，确实很为难，即使在近百年后，历史仍尘埃未定。我想到了王光祈，这位“少年中国学会”最重要的发起人，只活了45岁，而且“五四”后的16年留学德国，埋头于音乐研究，已远离风急浪险的国内时势，然而，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浓烈的“五四”气质，一种深入骨髓、化成灰都变不了“五四人”的理想主义，他之所以转向音乐并以全力在这个领域耕耘，正是显示了“五四人”的一股子劲。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这些话，就沉默了许久——

我尝深思苦索中国人的性格，详考细察西洋人的习俗，最后恍然大悟，中国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国古代的“礼乐”。由这种礼乐，以养成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礼也者，小而言之，则为起居进退之仪；大而言之，则为处世待人之道。乐也者，小而言之，则为涵养性灵之具；大而言之，则为协和万邦之用。我们中国人生活于孔子学说之下者数千年，而孔子学说又实以礼乐二事为基础。所以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与我国古代礼乐有至深之关系。中国的古礼古乐，诚然有许多不适宜今日的地方，而且简单得很；但是古人制礼作乐的本意，则千古不磨。

孔子一生阐发的中心即为礼乐，他的所思所想无非是回应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恢复礼乐就是恢复人心的、道德的、精神的、文明的秩序。“五四”那一代人面对的恰好是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到王光祈的礼乐文化论，乃至宗白华毕生的“美学散步”，方东美的哲学探索，都指向一个长期被忽略的方向，一个民族从审美入手的自我救赎。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礼乐”所能涵盖的。面对被他咒骂为“鬼生活”的时代，各种主义、思潮的涌动，革命风云的激荡遮蔽了多少温和的、润物细无声的思考、主张和声音。在雷霆呼号呐喊中，王光祈的礼乐文化论不会引人注目，更不会激起风潮、造成时势，但不能因此忽略他诚实的追求。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他年轻时代也曾是风云际会的中心之一，对于这个民族往哪里去？他在“五四”时和“五四”后的思考，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即使在以成败论一切的国度，他也绝不是一片可有可无的鸿毛，他的分量在于他的生命始终是与他的民族、他所在的时代血肉相关的，他在异国他乡埋头研究音乐、费尽苦心写出《中国音乐史》等著作，也不是自我满足、自我娱乐的学术工作，而是在寻找未来。换言之，他不是逃避，不是向内看、向后看，而是直面，是向前看，是朝着未来的。台湾“中央大学”校长余传韬是他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伴余家菊的儿子，早就读懂了他，认为他的长远目标，不只是自己成为音乐家，而是创造一个礼乐之邦的“少年中国”，以及一个教育普及、实业发达的“少年中国”。一句话，他以自己特别的方式继续释放“五四人”的理想，他没有停止过寻找的脚步。

他的心态是一种建设的心态，“我以为不但革命后要建设，即在革命前亦要建设，一种改革运动决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好的，而且少数人做的，绝不可用耐久” 。他认识到，一个社会的建设要集众人之长，而不是许多人用其所短。如果大家爱用其短，那便是社会集众人之短，当然不会产生好的结果。“做我最好的”，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他在音乐领域用力就是找到了他用其所长、做他最好的一个点。他在欧洲体悟到音乐家对每个民族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重新发现孔子“以乐化民”的理想，他希望中国人固有的音乐血液重新沸腾，他梦想中的“少年中国”从中诞生。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想法，但不能不承认，他一直用心“做我最好的”。

王光祈倡导新时代的“礼乐”虽未激起大的回响，但在胡兰成著作中可以看到其大力主张礼乐文化，不知道想法是不是受到王光祈的启迪，我猜想两者之间是有某种关联的，即使其灵感不是直接来自他，毫不怀疑，这也是在他之后，汉语论述中又一次出现对礼乐兴国的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