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然

现在回想起来，爆米花是一种艺术，一种贫寒的年代里含着泪微笑的关于饥饿的艺术。

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那么饿。尤其是春二三月，日子长，粮食青黄不接。每到那时，我那负责操持家务的小脚的祖母，望着日渐浅了下去的米缸，不由得心中发慌。我和几个伙伴玩了一会百无聊赖的游戏，就往家里跑，跑进家门，一把拉住祖母的长襟，说：饿，我饿。

这时，祖母便踏着那窄窄的木梯子上楼，好一会，拎下一只黑咕隆咚的洋铁箱子(据说是祖父年轻时挑菜油用的)。祖母的小脚下一格，便小心地把油箱往下拿一格，下了地，站好，喘口气。那时，由于疾病，祖母的身体已经显得臃肿了。她笑着问我：水，你猜这里面是什么？我说：不就是红薯片么？天天吃红薯片煮饭，我差不多恨上它了。祖母为我的没有猜出而高兴，她抹抹油箱上的灰尘，把盖打开。

有一种米质的香气弥漫出来，我想起来了，里面是去年装的爆米花。

祖母为我泡上一碗，并放了糖。雪白的爆米花漂在冒着热气的水里，满满当当，我怀疑这是世界上最实惠、最奢侈的吃食。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心里很踏实，似乎我的胃有了一个很大的靠山，所以不免时时看那油箱一眼。在我看来，那有如一笔巨大的财富——巨大的油箱和巨大的米粒。

转眼又是冬天，冬天，我们这些小孩子又开始眼巴巴地盼望着。盼望什么呢？盼望大人们闲下来，静下心思，给我们缝那么一两件衣服，买那么一两双新袜子。冬风雪雨里，在火盆边给我们讲那么一两个故事。大晴天，煎豆粑，擀红薯饼，腌姜芋。其实，对于那时的我来说，物质上的渴望和乐趣远远胜于精神。

再有，就是盼望那个每年冬天如期出现、走村串户打爆米花的外乡人了。

“去年的这个时候，已经来了哩。”

我们小孩子嘀咕着，眼睛都望痛了，大人们呢，也早已准备好了打爆米花用的木柴，把米筛了又筛。

等打爆米花的师傅挑着他那独特的工具终于出现在村口的时候，几乎响起了一片欢呼。大家把他让到一块宽敞的地面上，有人端来了茶水，自然，就要帮她家先打。我们便很羡慕地望着她家的那一串孩子，私下里怪自己的母亲：怎么不也给师傅端碗茶来呢？

木柴烧起来了，风箱响起来了。打爆米花的师傅牵开那条特制的长长的叉袋，然后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往炉子里塞柴，拉风箱，摇那只黑乎乎的铁鼓。几十双眼睛都盯着它，想马上看到它表演的魔术。

打爆米花的师傅也很黑，像烧炭的。村里人都叫他老黑。

果然不一会儿，老黑用手指在口里沾了点唾沫，飞快地往黑鼓上一按又拿开，只听得滋的一声，他便站起来，转过黑鼓，按在叉袋里，左脚一蹬机关，只听得一声巨响，刚才还瘪瘪的叉袋立时丰满地鼓了起来，我们小孩子欢呼着，上前去抱着打滚。

我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半升米不到竟然装满了一谷箩！

“你说，是不是那黑鼓子里有什么魔法？”

“我看，是在叉袋里。”

“怎么会在叉袋里呢？我看是在老黑手里。”

我们便都用力盯着老黑的手，仿佛要识破那魔法似的。

“老黑家的孩子，大概是天天可以吃爆米花的啊！”我们惆怅着，嫉妒着。一连几天，村里像过节。

爆米花打好后，除了留一点点给孩子尝鲜，或给女人们泡糊粘鞋样，其他的，都要好好收起来，防潮，防老鼠。正月，有新媳妇过门的，要送一瓢，另加两个红鸡蛋；亲戚来了，要回一小篮子……那些爆米花，其实包含着祝福和无奈。那笑，是含着泪的。

明年的三月依然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