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协调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的行动，争取千百万民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在七贤庄一号院设立了“红军联络处”，在叶剑英领导下开展工作。李克农、李涛主持日常工作。这里就变成了中共半公开的办事机构。张学良将军随蒋介石去南京后，中共代表团迁驻到七贤庄一号院，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都曾在这里办公和居住。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为争取国民党共同抗日，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西办事处。它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合法办事机构。办公地点也从一号院到三、四、七号院。林伯渠、董必武曾先后担任过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博古、吴玉章等都在这里主持和指导工作，白求恩大夫、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赴延安之前也在此居住过。1939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在西安禁止商会卖给八路军所需物品，在办事处周围建立特务据点20多处，企图控制办事处的正常活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办事处主要工作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扩大统一战线，组织抗日救亡运动，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培养壮大革命力量，为陕甘宁边区和前方领取、采购、转运战争物资支援抗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办事处于1946年被迫撤回延安，结束了在西安近10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父亲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个多月。因有中共豫西省委的介绍信，而且当时已是陇洛地下党总支组织委员，可以直接参加那里的活动，每天与“八办”的领导和同志们一起工作、学习、接待安排进步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还和“八办”的同志们在大门外的田地里开荒种粮种菜。

1939年4月初，父亲身穿八路军军服，持正式军人证件通过白区，由西安用马车押送军用物资向延安进发。当时有几位四川青年男女学生也要到延安去，经办事处安排，由我父亲带队，一同前往。

当时国共合作已开始出现危机，双方已爆发了一些军事冲突，虽然国民党还不敢明目张胆阻拦，但在西北地区通往延安的几条路上，国民党千方百计刁难去延安的学生。有的进步学生竟被国民党特务暗施黑手。为了安全，父亲他们天天都要同国民党官兵周旋，经历重重艰难险阻，带领青年学生们同许多预料不到的困难做斗争。一路上经过许多关卡，父亲机智勇敢，灵活应对，他穿着八路军军服，还是排长军衔，国民党士兵都要向他行礼，每到县城的哨卡，哨兵都要问：“住不住下，过不过夜？”父亲爽快地回答：“住下，过夜！”于是顺利放行。其实不然，他们见你住下后，晚上就会去暗杀你。父亲他们经常是从县城西门进，再绕道从东门出，一路上忍饥挨饿，风餐露宿，步行一个月，于1939 年4月底到达延安，来到了毛主席身边。父亲将押送的军用物资交给了党中央工委。每当回忆起那段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经历，父亲总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那语言、那表情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父亲到延安后，改名为宋一文，住在杨家岭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招待所就在组织部窑洞再向上走一个山坡的窑洞。当时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加之陕北、华北等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展开了大生产运动。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这期间父亲恰在延安，他也参加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和战友们一起上山开荒、种田、砍木柴、纺花、织土布。他们每天天蒙蒙亮就上山，走几十里路去砍柴。有不少女战士也和他们一起上山砍柴，真是巾帼不让须眉，父亲说他们总是让女战士走在前面，他们在后面跟着，看到她们累了就轻轻地把她们的木柴抽出几根，走着走着男同志的捆越来越大，女战士们往往给他们唱歌鼓劲，天大黑他们才顺着山路回到驻地。父亲说：他们当时上山砍的木柴 , 就是给张思德他们烧木炭用的。那种纯真的革命友情深深地震荡着我的心灵。父亲常对我说：“我那时真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一个在苦水里泡大的穷孩子，从小失去双亲，是党培养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延安，父亲尽情享受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他常对我说：“爸爸是个苦命的孩子，是地下党组织用党费供我上学。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又到了延安，见到了毛主席，所以爸爸又是最幸福的人。”

1939年5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查后派父亲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党校三十二党支部委员。延安时期中央党校被视为“红色摇篮，革命熔炉”，是培养党的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学校培养了近万名干部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1937 年年初中央党校随党中央迁到延安，地址在城东桥儿沟，当时校长是李维汉。1939 年又迁到延安城北关外小沟坪的半山上，父亲正是这时来到党校，当时学员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上山伐木，进沟烧砖，扩建校舍，建了 200 多孔窑洞，100 间小青瓦房。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成了自己的党校校园，感到无比骄傲自豪。和父亲一起参加学习的还有豫西省委的席国光、徐波。因为他们是从白区来的共产党员，并且已经经历过几年的地下工作实践，来延安学习培训后还要回到敌占区组织领导武装斗争，所以先学习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那时陈云同志任党校校长，他常给白区去的学员们上党课，讲党史，分析“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危害。父亲常说他一生当中，就数延安时期最艰苦，但是心情最舒畅，精神最快乐，能时时刻刻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选自海燕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信仰的力量》，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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