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宗祧

提起董其昌，可谓大名鼎鼎。他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书画家之一。《画史绘要》这样评价他：“董其昌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俱足，而出于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本朝第一。”

董其昌于人事也极其精明。他35岁走上仕途，官至礼部尚书，80岁告老还乡，亦官亦隐45年，既在读书人中留下了谦逊超迈的形象，又攀上了官宦权势的高峰。

袁可立就不一样了，茫然不知者甚多。其实，历史就是这样吊诡，该青史留名的反而默默无闻。

然而，董其昌与袁可立却有奇缘。

据清王椷的《秋灯丛话》：董其昌是江南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虽然少年时就才华横溢，然而科举却连连落榜。一天晚上，董其昌梦见了一位神人，他对董其昌说：“你要等到袁可立和你同考，才能上榜。”董其昌梦醒后觉得非常奇怪，可是在华亭县查访不到名叫“袁可立”的人。

后来，董其昌离开家乡出外闲游，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睢阳。在一个村塾里休息时，被一个容貌奇特的少年所吸引，便好奇地打听他的名字。塾师说：“他是袁家的孩子，名叫可立。”董其昌一听又惊又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当董其昌知道袁家无力供袁可立读书后，就将袁可立带回华亭，同窗共读。后来，两人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会试中双双折桂。

之后，董其昌与袁可立就成了多舛命运“共同体”：万历中二人都遭贬回籍，又都在泰昌帝登基后重新起用。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末年，两人都受到排挤和迫害。董是“深自引远，请告归”；袁是“珰（魏忠贤）以可立有意远己，于是加尚书衔，致仕”。真像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

袁可立中举后，先是任苏州府推官，平反冤狱，继而回京，处斩弄臣，人称袁青天、铁面御史。后慷慨建言，触怒龙颜，被罢官26年。泰昌元年（1620年），袁可立复出。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辽东起兵祸，袁可立上书条陈平辽方略，出镇登莱（治所在今山东蓬莱）。在袁可立的精心筹划下，后金四卫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尽弃之而不敢据。

天启四年五月，袁可立作《海市诗》。董其昌将它书写下来，并在尾跋中称颂“大作雄奇”“弟以米家法书之”等语。年纪大的董其昌为何称“弟”？那是因为在董其昌眼里，袁可立太高大了。此刻石现保存在山东蓬莱阁避风亭内。

因忤逆魏忠贤，袁可立回朝再遭罢官。之后，辽东一线又危如累卵。

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袁可立病重，董其昌作《疏林远岫图》赠。遗憾的是，袁可立于画到之前四天去世，没有见到这幅佳作。

董其昌亲自将袁可立病逝的噩耗报告崇祯皇帝。帝遣使至睢阳代祭，首辅孔贞运亲为墓铭。两年后，81岁高龄的董其昌写下了《兵部左侍郎节寰袁公行状四册》，说：“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董其昌还作《题袁可立像》，称赞袁可立“忠诚干国，正直立朝”。

“知公者宜莫如昌。”这话很对，最了解袁可立的确实是董其昌。但是，上面我们看到的基本全是董其昌“爱慕”“敬重”袁可立的情况，没有袁可立对董的片言只语，颇似“剃头挑子一头热”。

其中定有蹊跷。

说穿了，董其昌和袁可立的关系，同窗是其一，更重要的是粉丝和偶像的关系。袁一身正气，大义凛然，不怒自威，领袖范儿十足；董高山仰止，经常尾随袁后，口称“小弟”。

其实，崇拜袁可立的人多去了。如：泰昌皇帝朱常洛，天启皇帝朱由校，首辅孔贞运，大学士孙承宗，左都御史高攀龙，大学士黄道周，状元、翰林院修撰刘理顺，礼部侍郎钱谦益，明“四大家”之一的陈继儒，书法大家王铎……他们都对袁可立评价超高。

这说明袁可立在当时确实是一个鹤立鸡群影响很大、威望很高的“超级明星”。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英雄，清朝编写的《明史》却把他屏蔽了。正如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徐建顺所说：“可能是因为袁可立曾策反努尔哈赤的女婿，引起家族大乱，并大败努尔哈赤，这对于清朝皇室是很丢脸的事吧，所以历史就被修改了。”

首辅孔贞运在《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中说：“使天假数年，则公将奋谋决策，焚冒顿之虎落，犁老上之龙庭，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而今已矣，惜哉！”

历史没有假设。袁可立死后十六年，明亡。孔贞运的哀鸣告诉我们，一柱擎天。袁可立之后，大明再无袁可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