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良正

中华民国推翻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改朝换代，移风易俗，人们生活习惯有了一个新改观。规模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就是剪辫子。男人拖在脑后那条辫子，随着已逝朝代，被扔进了历史深处。

除民间个别遗老遗少外，都以精神短发处世，偏在这时，仍有少数人以少有胆量和气派，拖着辫子在大众场合招摇过市。尤以王闿运、王国维、辜鸿铭三人最为醒目耀眼，人们戏称为民国时期的三条辫子。

三条辫子共有一个特点是，生在清末，成熟的光芒闪耀在民国初年。说法看乎有些过誉，实则不然，因为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硕儒，仅以学术而言，近代中国无有能出其右的。

王闿运历来以帝师自诩。死后能否谥“文正”暂且不论，反正生时已晋“太傅”了。民国时，王闿运进入暮年，头发稀疏寥寥。为显示遗老威风，只得狐假虎威，真发和假发结伴而行，由那位非妻非妾的周老妈子来打理。据说王闿运认为，辫子非周老妈子梳理侍弄不舒服。梳理完扎一大红头绳，既标志又滑稽，成为湖南一景。

无论王闿运如何自恃自恋，从他培养的弟子杨度、杨锐、刘光第、齐白石来看，仍不失为一位可圈可点的历史人物。

王国维的辫子和他人生一样曲折。其实，他并不是不剪辫子，而是识时务的阶段性剪而已。据吴其昌披露：“清帝逊位后，罗振玉逃亡日本，先生（王国维）也随罗东渡。先生的辫发本早已剪去，且平居西装革履，俨然是一新少年。”只是后来为表示对清的忠贞，又蓄起来了。

对清的忠，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后来他也有机会成了（退位溥仪的）“帝师”。抱着瘦死骆驼比马大的幻想，意图东山再起。执教溥仪也不仅是图个虚职，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实惠：恩加五品衔，赏食五品俸，并赏赐紫禁城骑马。这是多少名师求之不得的事，而他却得到了。这要是不再死心塌地愚忠下去，就情无可原了。于是，那根脑后之物也就理所当然地晃荡下去了，直到沉湖结命。

辜鸿铭这条辫子更是了得。在西方人看来，辜鸿铭和泰戈尔难分伯仲，视为东方圣哲，曾有“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以不看辜鸿铭”的说法，足见辜氏在人们心中分量。

辜鸿铭是相当复杂的人物，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妻在东洋，仕在北洋。无论人生多曲折，学问多么大，但辫子历来是这位圣哲的焦点。而他则不以为然，曾说“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尤其对学生的一段话：“我并非忠于王室，而是忠于中国的政教，忠于中国的文明。我留着辫子，这是一个标记，我是要告诉世人，我是老大中华未了的一个代表。你们辫子是剪掉了，但溶在你们血液里的华夏文明，是想抹也抹不掉的。”言之凿凿，这是足以让辫子留下去的最大理由。

现在街头，蓄发男士并不少见。对那三条辫子也并没太大指责理由了，撇开辫子，记着他们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和传承，这倒是不容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