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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四朝元老及少数参与了大清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权臣，奕劻在“国务活动者”之外，还以贪腐闻名全球。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曾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

一个如此腐败的贪官，为什么会在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这自然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

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政变、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乃至随后轰轰烈烈的宪政改革，奕劻都表现出了丝毫不亚于恭亲王奕的开明姿态和灵活身段，并以其特殊地位，为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保驾护航。英国公使窦纳乐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杠杆”。

奕劻的双手，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

最为吊诡的是，政治经验极为丰富的奕劻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而且，他还照样圣眷不衰，不仅得到了“铁帽子”，而且其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在大清特色的官场里，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领导人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或许，这才是庆亲王高调贪腐的主要原因之一。

摘自《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