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

我喜欢那些美得扎实厚重的花，像百合、荷花、木棉，但我也喜欢那些美得让人发愁的花，特别是开在春天的，花瓣儿飞薄飞薄，像桃花、杏花或波斯菊。

有种花，像夜来香，香得野蛮，的确是“花香欲破禅”的那种香法，含笑和白兰的香是荤的，茉莉是素的，素得可以及茶的。栀子花和木本株兰的香总是在日暖风和的时候才香得出来，所以也特别让人着急，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

树上的花是小说，有枝有干地攀在交叉的结构上，俯下它漫天的华美，“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那里面有多层次、多角度的说不尽的故事。

草花是诗，由于矮，像是刚从土里蹦上来的，一种精粹的、鲜艳的、凝聚的、集中的美。散文是爬藤花，像九重萝、紫藤、茑萝，乃至牵牛花和丝瓜花，都有一种走到哪里就开到哪里的挥洒。爬藤花看起来漫不经心，等开完了整个季节之后回头一看，倒也没有一篇是没有章法的——无论是开在疏篱间的，泼洒在花架上的，或者不自惜地淌在坡地上的，乃至于调皮刁钻爬上老树，把枯木开得复活了似的……它们都各有其风格。

如果有什么花可以称之为舞台剧的，大概就是昙花了吧。它是一种彻底的时间艺术，在丝帷的开阖间即生而即死，它严格地遵守着古典戏剧的“三一律”，“一时”“一地”“一事”，使我感动的不是那一夕之间偶然白起来的花瓣，而是那几乎听得见的砰然有声的拆展的过程。

文学批评如果用花来比喻，可以像仙人掌花，高大吓人，刺多花少，却大剌剌地像一声轰雷似的拔地而起。还有些花，是只在中国语文里出现，而在教科书里却不称其为花，像雪花、浪花。

我所梦想的花，是那种可以猛悍得在春天早晨把你大声喊醒的栀子，或是走过郊野时闹得人招架不住的油菜花！

摘自《广州日报》

家之脉

陈忠实

父亲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

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我手里:“你明日早起去上学。”又说：“你跟你哥伙用一只砚台。”

我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乱扔着一堆书。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我大为惊讶，原以为是石印的，毛笔字怎么会写到和我的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父亲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脸。”在我出生之前已谢世的爷爷会写一手好字，我最初的崇拜产生了。

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然而父亲会写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父亲磨墨、裁纸，为乡亲写好一副副新春对联。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 父亲舞笔弄墨的情景，隐隐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

多年以后，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准备和写作《白鹿原》的六年时间里，每到春节前一天后晌，为村人继续写迎春对联。每当造房上大梁或办婚丧大事，村人就来找我写对联。这当儿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

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学历比我高，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然而儿女唯一不及父辈和爷辈的便是写字，他们一律提不起毛笔来。村人再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屋院了。

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

我供给三个孩子上学的过程虽然也颇不轻松，然而比父亲当年的艰难却相去甚远。从做私塾先生的爷爷到我的孙儿这五代人中，父亲是最艰难的。他的耐劳他的勤俭他的耿直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他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

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

摘自《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