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鲁民

国学大师陈寅恪是个特别自尊的人，孤高自赏，矜持自律，一辈子不仰人鼻息，不曲意逢迎，不委曲求全，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而宁肯自甘寂寞，受人冷落，甚至不被人理解。

陈寅恪与鲁迅是赴日留学三年的同学，共住一舍，朝夕相处，关系十分融洽，学问上也互相切磋。回国后，陈寅恪也和鲁迅经常联系，鲁迅出书后总是不忘给陈寅恪送一本，并且不时在日记里提到与陈寅恪的交往。但奇怪的是，陈寅恪从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却从没有在书面或口头有只言片语谈到鲁迅，此种反常行为令人不解。一直到晚年，陈寅恪才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一代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所以，陈寅恪对于与鲁迅曾是同窗好友的经历从不提及。联想到当今一些以攀附名人为荣，“谬托知己”以提高自己身价的名利之徒，拿肉麻当有趣，以炫耀来贴金，何其浅薄虚荣，与陈寅恪先生的人格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1936年春，中央研究院开会，邀请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出席。陈考虑再三，致信傅斯年决定不出席。信中说，他“踟蹰久之然后决定”，主要原因是他不想请假，这倒不是说请假会扣工资，会影响待遇，而是因为“清华今年无春假，若南行必请假两礼拜，在他人，一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统合计之，非将至三礼拜不可也。”一个著名大学教授，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讲那些重复课还需要“预备功课数日”吗？但别忘了这是陈寅恪，他的讲课一向与众不同，坚持“四不讲”：“前人讲过的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不讲，只讲从未有人讲过的。”要做到这一点，对一般人来说，几无可能，即便对饱学之士陈寅恪来说，也是个挑战，是自讨苦吃，但这更是对学生和学问的一种尊重和敬畏，没有“预备功课数日”的精心准备，确实难以做到。

其次原因，陈寅恪还另有一层考虑。他认为：“别有一点，则弟存于心中尚未告人者，即前年弟发现清华理工学院之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而文法学院则大不然。彼时弟即觉得此虽小事，无怪乎学生及社会对于文法学印象之劣，故弟去学年未请假一点钟，今年至今亦尚未请一点钟假。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不过为当时心中默自誓约（不敢公然言之以示矫激，且开罪他人，此次初以告公也），非有特别缘故必不请假，故常有带病而上课之时也。”

为了自己和文法学的尊严，陈寅恪“心中默自誓约”，绝不轻易请假，有时甚至还带病上课。须知，当时，陈寅恪是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名满天下，学术地位如日中天，人称“教授中的教授”，学问被傅斯年称为“三百年来第一人”，请几天假去开个学术会议，是再正常不过的区区小事，而且与学校规章制度并不相悖，但他却为了尊严和“心中誓约”，不肯稍有苟且。高风亮节，令人高山仰止，这样的大师，今天还有吗？或许早成广陵绝唱了。

记得陈寅恪的好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有这样一段评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同样道理，陈寅恪即便没有纵横古今、贯通中西的学问，其自尊自爱之人格亦自足千古、流芳百世。大师风范，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