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散文书写的难度

李敬泽

依我看来，现代以来最伟大的散文家只有一人，就是鲁迅。在鲁迅的手里，散文真正变成了一种强有力地表达现代人复杂经验的文体。可惜，鲁迅之后几乎是后无来者。散文的惰性太强了，因为它背负的是那个最深厚的“文”的传统。

我现在每逢写散文，都要给自己立一个规矩，不要写着写着，把自己写成一个古人了，尽量不要带古人腔，甚至不要带文人气。

我的那些露出了古人腔和文人气的文章，通常能够得到最多的表扬。但我觉得这是我的病，就是在散文传统中深深积淀着的陈陈相因的文人气的东西。这不是真的我，我在生活中不是这样的。但我在写文章时，苏东坡附了体，袁宏道附了体，那么多古人都在我身上，我花团锦簇地写下来，自己觉得写得很爽，大家都夸，但我自己对这个要警惕。

所以，每当我提笔之前，都对自己有个建议，我要写现代的散文，要让散文表达现代的真实的复杂经验。我觉得这样的文章更值得写。

100年来，我们还不习惯在散文中表达我们的复杂经验，袒露真实的自我。我们很容易就被沉重的“文”的传统裹挟而去，使文章变得优雅、平滑、顺溜、好看，但是，是假的。

当你有苏东坡等古人附体的时候，书写是没有难度的，但是当你要面对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而要把它的复杂性写得清澈，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我们的散文中充斥着套话、老调子，充斥着那些像滑行一样自我运转的东西。我们的文风，那些各种各样的文章，可能同有此病。

在写文章时，一定要告诫自己，我们要表达的是以前别人没有说过的、没有感受到的，现在我要想办法把它说出来，给它词，给它形式，给它逻辑，最后把它形成一篇文章。如果能够克服这个难度，你得到的一定是一篇值得写的文章。

你不仅得到了一篇文章，你也在这个写的过程中，更有力、更准确、更深入地认识了自己或者认识了事物。因为，你把表达困难、说不出来的地方说出来了，那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道行、眼光和本事就都长了一层。

最庸常的生存，就是永远生活在别人的话里；最庸常的文章，自然也是永远在重复别人的话。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钱瑗的幽默

游宇明

读《我们仨》一书，常常被书后附录的钱瑗的漫画与家书所打动。这些漫画充分显示了钱瑗对生活的热情与乐观。

20世纪80年代后期，钱瑗画过这样一幅漫画：钱钟书在家中一边碎步行走，一边专注地看着一本书，他穿的裤子松松垮垮，完全淹没了身材，钱瑗给漫画取名为《裤子太肥了》，让人忍俊不禁。

1990年1月9日，钱瑗又作了一幅题为《爸爸作丑态》的漫画。画中的钱钟书戴着一顶巨大的帽子，眼镜镜框的下沿差不多与鼻尖碰到了一块儿，下唇翘得像大拇指，高过鼻尖，旁边有话：“衣冠端正，未戴牙齿。”

钱瑗不仅漫画画得饶有趣味，给父母写的信也处处显出“天真烂漫”，一点也不像将近60岁的人之所为。钱钟书平生最后一次住院，自知不起，特别想念女儿，但知道女儿也因脊椎癌住进了医院，无法前来探望，卧床已久的他特地坐起来给女儿写了一封信，这使钱瑗特别高兴，她立即写了一封回信，信中有这样的内容：“星期一我去做了CT，医生说胸水又少了，骨头的情况也有改善，不过仍不许我‘轻举妄动’——不可以猛然翻身，在床乱滚。我就‘文静’地移动，这就比完全仰卧不许动有很大进步。”

同是这段时间，钱瑗写信给母亲杨绛祝贺新年。其实，她当时的情况极其严重，脊椎中的癌细胞大幅扩散，已无法进食，只能靠医学方法维持生存。信的主体内容是一首诗：“牛儿不吃草，想把娘恩报。愿采忘忧花，借此谢娘生。”这样的时刻，钱瑗也不忘幽默一把，在诗中使用了“牛儿不吃草”这样的婉语。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