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炳炎

常人看来，杨绛的脸上始终散发着淡定从容的气质，温润如水是她性格的底色。但杨绛对学问却始终秉承一丝不苟的态度，她的一次“翻脸”，让学生董衡巽印象颇深。

文史学者董衡巽，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导师是朱光潜，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美国文学。那时年轻人初进社科院，都有资深专家进行指导，董衡巽成了杨绛的学生。

杨绛对学生非常认真负责，她首先开列了英国、美国文学的书目，指导阅读，解答问题耐心细致。对董衡巽的翻译习作精心批改。可惜时间不长，这些指导就因下放劳动而终止了。

下放期间，董衡巽认真研读了杨绛的翻译作品，读的时候感到一种语言文体美。译文像行云、像流水，从容舒缓，有时夹杂一些上海话，虽是方言，却与自然流畅的译文浑然一体。

经历了下乡锻炼后，杨绛和董衡巽等人又回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上班。杨绛依旧循循善诱地指导他的翻译工作。董衡巽以为自己的翻译水平差不多了，就很快译了一篇文章向老师求教。

杨绛很快就把译文看完了，立即找董衡巽谈话。一见面，她就翻脸了：“你到底是不是朱光潜先生的高才生？”

董衡巽应允着，有点摸不着北。拿过译稿一看，脸唰地红了起来。只见译稿上面打了十几个问号。他懵了：自己译得非常用心，怎么还会有这么多错？杨绛接着问：“你是怎么翻译的？”

“我头一遍对着原文边查字典边译，译得很慢，第二遍润色中文，速度就快了，最后誊清，誊的时候再改中文。”他答道。

“你这个方法不对，你译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应该更加严格地对照原文，看译文是不是符合原文，有没有走样。”

回家以后，董衡巽仔细地琢磨杨绛打问号的字句，发现错误主要有两点：一是原文把握不精准，摸不透含蓄词语的真意；二是态度问题：自己心里偏爱某个词，不管同原文是否贴切，便擅自用了。还有对原文细微之处，进行简化处理，企图马虎过去。

认真考虑后，董衡巽非常感激杨绛的这次“翻脸”。“杨先生谈话给我上了一堂端正态度的启蒙课。我头一次感到翻译是一件难事，首先难在态度。即使属于水平方面的问题，如果竭尽全力反复琢磨，也会减少错误。对于同一个译者来说，认真和不认真的翻译，效果的差别是惊人的。”

继而，董衡巽想到了老师的一件往事。有人问朱光潜：“全中国翻译谁最好？”朱光潜说这个问题可以分三个方面：散文或者小说翻译、诗歌翻译、理论翻译。这人又追问：“那么散文翻译谁最好？”朱光潜想也没想就回答：“杨绛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