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春

名流故事

钱穆自幼家贫，酷爱读书，晚年撰写自己的生平时，对祖父的回忆只提及两部书籍。其中，“手抄《五经》一函，由先父以黄杨木版穿棉带裹扎，并镌亲书‘手泽尚存’四字”，另一部是“大字刻本《史记》”。这两部书深深影响了幼年钱穆，“余自知读书，即爱《史记》，皆由此书启之”。

1909年，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三年级时，偶然见同学看《曾文正公家训》，没想读了就放不下。次日一早，钱穆跑到校外书店买书。此后，这家书店就成了钱穆的私人图书馆，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1914年，钱穆在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将几年教学的《论语》讲稿成书《论语文解》，寄给商务印书馆，得以出版，得版权费和稿费100元的书券，钱穆用这张百元券补缺了自己的经史子集书籍，他感慨地说：“自此余学问又进。此百元书券实于余大有裨益也。”

钱穆回忆自己在北平的八年：“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大等学校南渡。钱穆藏书量大，难以运输，更难找到藏书的地方，况且每年夏天还要晾晒。思虑再三，钱穆临时赶制了20个大箱子，将20万卷藏书装入箱中，并与房主约定，房子不再租给他人，等和平了再来取书。

抗战胜利后，钱穆没有回到北平，而是在家乡江南大学任教。房主通过钱穆好友汤用彤，催促其将书运走。汤用彤找到钱穆熟悉的一位书估去取，书估愿意出价百石米价。而此时钱穆已在广州，他嘱咐汤用彤让书估妥为保存，等他回北平后仍然以百石米价赎回。

再后来，钱穆流落到香港，老友沈燕谋为新亚研究所购书，得 《资治通鉴》一部。钱穆看后发现竟然是自己大哥钱挚（钱伟长父亲）生前的阅读本，书中有很多大哥的手迹。此书现身香港，其他20万卷藏书可以想见。这时汤用彤已经去世，钱穆北平藏书的下落自此无从查询。

收自人间，散在人间。书香不尽，唯有缘者得之。

摘自《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